【名家话文化】傅谨：推动艺术院校理论研究 促

　　傅谨，男，1956年生，1991年毕业于山东大学文学院美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中国戏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戏曲研究所所长、《戏曲艺术》杂志主编。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第七届（2014年至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戏剧与影视学）成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始开始从事文艺学（美学）研究，1990年后转向主要从事中国戏剧理论与批评、现当代戏剧研究。先后出版《20世纪中国戏剧史》《艺术美学讲演录》《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调查与研究》等多部个人专著。主编出版《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及《续编》《梅兰芳全集》等多部重要文献资料汇编。主编《北京文艺60年：1949-2009•戏剧卷》《梅兰芳与京剧的传播》等多部学术论文集。

　　记者：请问是什么原因让您和戏曲结缘并选择从事戏曲研究工作的呢？

　　傅谨：一开始我读大学时候喜欢的是文艺理论，一直到最后读完博士，都是在做美学、文艺学的研究，博士毕业以后，我就被分配到了浙江省艺术研究所工作。众所周知，各省的艺术研究所肯定是以戏曲为主，所以工作以后，我很自然地就融入了那个环境，包括做戏曲方面的《戏文》杂志编辑。但是再回头想想，其实我从小还是受到了很多戏曲的熏陶。我在浙江一个小镇长大，那个年代，在我们小镇如果能够看到现场演出的话那一定是戏曲，不可能是话剧或其他演出。我们那边的戏曲有越剧、婺剧等，所以我也是从小听着戏曲的唱腔长大的。记忆特别深刻的就是那会我爸爸在供销社工作，每到他们中午休息的时候就会放留声机，放唱片，像婺剧的《僧尼会》，我是从小听得很熟悉。后来开始做戏曲研究，我大脑中所有的这些记忆片断就被重新唤醒。而且我小的时候，我姐姐在农村剧团演越剧，所以在我的少年时代，越剧也看得比较多。尽管我不是学戏曲专业，但以前的感性经验还算有一点，这就成了我研究戏曲的一个基础。

　　所以正式从事艺术研究工作后，我就从一个美学、文艺学学者开始转型做戏曲研究，1997年我被借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2004年，我以北京市特聘教授的身份调入中国戏曲学院，我就算真正到了北京市，从2004年到现在差不多15年时间，我就一直在中国戏曲学院从事戏曲研究方面的工作。

　　记者：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是否对您的研究戏曲有所影响？

　　傅谨：其实对于做研究而言，在全国都可以做出很好的成果。但是如果说一项研究的成果要能够推动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大概只有北京这座城市具有这样的功能。只有在北京做研究，才能够很自然地获得全国性的视野，你所关心的问题，才会具有国家的高度，以你的真知灼见推动整个国家艺术发展的走向，这是在地方做研究很难做到的。因为北京在中国文化的引领地位，对全国的辐射作用非常大，尤其在我们这种资源高度集中的社会，资源最集中的地方，往往就是文化辐射力最强的地方。北京集中了国家的各种优势资源，所以自然地在文化上有最强的辐射力。1949年以后随着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北京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文化辐射力最强的地方。在北京，研究者只要认真地去思考这个行业的问题，其实就是在思考整个国家的行业问题。

　　而我们所说的北京，也不仅局限于北京市这个行政区域的概念。其实我们很少单纯从北京市的立场思考问题，还是更多关注全国性的问题，这也是北京很多学者的一个特点。在这个环境里，因为大家都是在思考更具全局性的问题，可能并没有太多着眼于北京这座城市和这个区域，所以北京反而容易被忽视。其实北京无论从戏曲还是整个演艺事业来说，都是非常有特点和代表性的一个城市。在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我为北京市文联主编了《北京戏剧60年》，所以我算是比较关注北京戏剧的学者之一，但是真正把北京当做一个独立的文化单元去思考的研究者真的很少。北京有历史形成的双重意义，她既是一个城市又是全国的首都，所以多数学者未必会严格区分她作为一座城市的特性。正因为北京对全国的辐射作用太明显了，以戏曲为例，北京有国家级院团也有地方院团，北京的地方院团也不是只属于北京市，好多院团在当时定名时考虑的就不是基于地域性的发展导向。即使是北京市属的艺术单位，也不会那么清晰地界定自己是地区性院团还是全国性的院团。北京京剧院当然是中国最好的京剧院，是全国京剧人才最集中的，但绝不仅仅是北京市的京剧人才聚集地。北京因其特殊性，建国以后，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其重要程度超过任何其他城市。所以到北京来的人，都会很喜欢这个城市的氛围。我自己非常清楚地知道，只要我一离开这里，立刻就会怀念这里的一切。感觉到了另一个地方，就不可能再拥有这样的文化氛围,更不可能有北京这样的文化影响力。那么多地方剧团都要争取到北京来演出，也是看中了北京的文化影响力，学术研究也是一样的道理。

　　记者：您觉得北京目前戏曲发展状况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