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出台政策鼓励生育：发放保教费、落实陪产假等

6月11日，我国102个中央部门集中向社会公布2020年预算。《法制日报》记者注意到，因为计划生育工作任务减少，国家卫健委2020年预算中计划生育服务一项预算数为8879.6万元，比2019年执行数减少了2949.4万元。

与此同时，多地于近期陆续出台政策，鼓励生育。比如，北京调整生育医疗费用待遇、山西省鼓励用人单位发放婴幼儿保教费、广东落实陪产假等。

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多地提出鼓励生育政策，既是响应国家政策，对过往紧缩的生育政策的一种修订，又是对二孩政策放开以来奏效不明显的促进。不过，鼓励生育的政策效应不可能一蹴而就，需对症下药，完善和调整我国家庭福利政策，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精力不足职场歧视

多数女性不敢生育

北京市民刘霞的儿子今年9岁了，可是她和丈夫不敢再要二胎，原因是“没有过多精力”。

早在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刘霞和丈夫还有些“蠢蠢欲动”，但那时儿子正在上幼儿园，父母也因身体欠佳常去医院治疗，养老养小的重担全部压在了作为独生子女的刘霞和丈夫身上。

不少受访家长拒绝生二胎的原因和刘霞相似。在他们看来，培养一个孩子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但很多“80后”“90后”都是独生子女，他们除了要赚钱养家，还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照顾双方老人和孩子，很难有时间和精力要二胎。

还有很多女性因为担心职场歧视而不敢生二胎，甚至连一个孩子都不敢生。

“两个孩子，漫长的孕期加产假，前前后后至少五六年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

“最近因为已婚未育，被多家单位明确拒绝，而在未婚时，几家公司都想高薪挖我。”

“一个朋友结婚没多久，全面二孩政策开始实施，单位以效益不好为由，间接将她裁掉。同时被裁掉的大都是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如今，她34岁，孩子1岁，全家说要不就接着生吧。她看了看新婚姻法，想到自己生完二胎年近40岁，事业基本荒废，没有收入。”

上述对话来自于一个名叫“四旬老母”的微信群。说话的3人都是北京女孩，曾毕业于国内有名的高等学府。如今，她们面临同样的问题——职场歧视，她们担心未来几年一步走低步步低。

左菲菲是北京一位白领，在她的观念里，要想在职场保住位置，“就要不把自己当女人”。据她介绍，她的几位女性领导都是在生完孩子6周后就上班了，因为她们一旦不在岗位上，公司就会找人顶替她们。这就意味着，之前的努力可能归零。

钱月做了7年人力资源工作，在人力资源圈里，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女性还没生孩子，已经被打上“以后要请婚假和生两个孩子产假的特大定时炸弹”的标签;生育一个孩子的女性，在职场会被贴上“这是个随时生二孩定时炸弹”的标签;已经生完二孩的女性，职场上的标签就变成了“没有精力工作”。

另外，“不敢生”的背后还有无人照顾的无奈。

3岁以下的婴幼儿尚未到幼儿园入园年龄，但大多数家长工作繁忙没有精力照看，隔代照看又常出现养育观念冲突问题。《法制日报》记者曾在实地调查中发现，这种困境出现在不少家庭，尤其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3岁以下婴幼儿的看护问题愈加突出。针对这种情况，一些社会机构嗅到商机，纷纷开办婴幼儿托管机构，但这些机构是否合法合规、工作人员是否有资质、场地是否安全……家长并不知道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

“其实这都是一个‘死循环’，女性担心职位不保必须尽快上班，孩子就需要专人照顾，没有信得过的婴幼儿托管机构就只能找老人来帮忙。一旦老人生病或者出现任何问题，还需要人来照顾。也就是说，在生育流程中需要‘环环相扣’才能正常运作，只要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如‘多米诺骨牌’般，所以更不敢想二胎的问题。”北京市民郑炜无奈地说。

各类因素相互作用

最终导致生育率低

今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9年全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死亡人口998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4‰;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34‰。

此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94‰。

据悉，2018年人口出生率为1952年以来最低，而2019年再度“触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