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史视角下长江中游城市群研究

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商人与商会组织曾经是经济与社会变迁的主导力量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商会逐渐进入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商会史研究作为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开始形成。经过30余年的学术积淀，其研究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商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得益于大量商会原始档案整理的深入推进。近年来，武汉、南昌、长沙等地陆续发现了一批地方商会档案。沙市、宜昌、九江、湘潭、衡阳等近代重要通商口岸城市，也收藏有大量的商会原始档案资料，为开展长江中游区域性商会史和城市群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基础。随着《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等的公布，打造长江中游城市群成为区域崛起的重要战略。历史地考察明清以来特别是近代长江中游地区商会、商业史发展，无疑对深入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启示意义。

一

位于长江中游的湘鄂赣地区，起着连接长江上下游的作用，自古以来这一地区山水相连、人文相亲、市场相通、资源互补，有着特殊的文化渊源，形成了天然的内在联系。宋元时期，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江西在元末明初成为人口大省和经济大省，而毗邻的湖广地区，却因战争等原因而人口稀少、经济凋敝，因此出现“江西填湖广”现象，并继而引发“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成就了“湖广熟，天下足”的经济地位，江西和湖南、湖北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明清时期这一区域以江西商人为纽带，形成一个大的地域市场，两湖地区因而有“无江西人不成市场”之说。正是这种流动，使湘鄂赣地区的地缘、血缘、业缘联系不断加强，带动了区域内密切的经贸往来，形成了以武汉为中心，长沙、南昌为区域中心的商业市场格局。湘鄂赣三省以长江为基干，以汉江、湘江、赣江为骨架，形成了区域性的口岸城市群和环洞庭湖、鄱阳湖经济圈。

近代以来，湘鄂赣地区的传统市镇继续发展，随着长江口岸的开埠，湘鄂赣区域内外转口贸易不断扩大。一些港口和省府逐渐发育成为区域经济中心乃至全国市场中心，形成墟市、城镇、都市三级市场格局。这三级市场整合了区域经济发展，并构成国内市场的重要部分。特别是湖北汉口、宜昌，湖南岳阳、长沙，江西南昌、九江等口岸城市和中心城市，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开放。传统的商业网络在经济发展中不断整合，汉口、长沙、南昌成为长江中游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的重要经济重镇。由传统的区域城乡市场格局到统一纳入更大的市场体系，其间商人流动与商帮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

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网络较为完整，专业化程度较高，区域市场层级关系非常清晰，在全国商品生产体系和商品流通网络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全国范围的长距离贩运贸易中，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扮演了商品集散地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在粮食、食盐、纺织品、陶瓷、茶叶、纸张、药材等大宗商品的跨地区流通过程中，形成了很多重要的专业市镇，这也为这一区域商人组织的近代转型准备了前提条件。

二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跨区域商业市场联系的加强，个体商人及工匠在原先“行”的基础上，以同乡或同业关系为纽带，形成会馆、公所、公会等商人组织。这些商人组织逐渐成为各地区商业市场日常管理和组织的重要机构。

明清以来的大规模移民浪潮使得江西与湖广的联系日益密切，而在区域市场孕育形成过程中，随着交通的改善，商品贸易的互补性不断增强，省域内与省域间的市场联系也更加紧密。各帮各业出于维护共同利益和管理内部事务的需要，纷纷以乡籍或同业为纽带，建立会馆公所。如江西商人在湖广地区建立起的万寿宫，数量众多，普遍具有传统行业会馆功能。

1904年，清政府商部决定仿照西方国家的商会模式，拟定并颁布《奏定商会简明章程》26条，倡导设立总会与分会。一批商会相继产生，并在随后从沿海沿江向内地和中小城镇逐步推广。随着全国总商会以及各地商会组织的普遍建立，商会及同业公会逐渐渗透到社会经济方方面面，成为近代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之一。

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下，湘鄂赣三省传统的商人组织或趋于消亡，或合并改组为新式的商会组织。在各地商埠商会组织普遍建立的背景下，湘鄂赣地区各城镇也纷纷依照市场层级建立起各类商会组织。其中，在区域中心成立的是商务总会，如长沙商务总会、南昌商务总会及汉口商务总会；而在其他城市，如湘潭、岳阳、宜昌、沙市、九江等地，则纷纷成立商会。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长江中游的商会网络。这一商会网络为区域社会、经济以及城镇建设等的发展构筑起重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