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疫情下的母职危机②：母职外包、家政工

每年的母亲节，关于“母职”的讨论都会如期而至。今年的母亲节则一些不同，疫情下的“居家隔离”比以往更加剧烈地暴露出了“母职危机”。这场“大流行”对家庭的冲击，被西方一些媒体和学者称作“社会再生产危机”（“社会再生产”即维持人的日常生活以及社会成员更替的活动）。家政工难以返工，中产阶层家庭中的母亲，在居家隔离期间不得不承接了更多繁重的照料工作。而底层女性为承担母职往往要付出更高的代价，疫情更使得她们的家庭遭到了经济上的重创。在世界很多地方的疫情重灾区，由于医疗资源的不足，被感染的病患都是由患者的女性亲属来照顾，使女性更多地丧失了工作的机会，以补充社会公共服务的短缺。经济停摆、家庭成为绝对封闭的空间，原本承包了中产家庭育儿工作的“阿姨”们，又在面对怎样的困境？

然而，社会再生产的危机绝非以疫情为起点，它就像社会中一切其它危机一样，被疫情照亮了。在新自由主义的生产逻辑中，社会再生产总是被最大限度地从公共领域转嫁至私人领域（家庭），由女性承担并部分被市场接管。市场逻辑下，照料工作从第一世界向第三世界转移，从中上产向底层转移——第三世界的妈妈远离故土去看护第一世界的孩子；农村的妇女离开家乡去抚育中产家庭的子女。中国自转型以来，公共资源对于照料领域的投入逐步让位于私人领域，家庭不得不全部承担对下一代的抚育责任，这同时加剧了照料的性别化——照料被认为是女性的天职，越来越多的全职妈妈出现。而中国也同样经历着育儿劳动的外包，除了外包给由流动阶层妇女担任的家政工外，也大量外包给老人。

当代母职具有两面性，片面强调母职的道德价值而忽视其经济社会价值造成了对母亲的剥削，而他人指向的抚育活动对个人主体性的反思也对新自由主义价值发起着挑战。停摆成为反思日常的契机，也激发了新的社区营造模式。一些家庭开始寻求外部的支持，邻里合作办学、共建社区育儿的项目在世界各地零星出现。它是否提供了新的想象？既定的社会再生产模式如此不可持续，我们是否可以从这里出发，期待一种“公共性”的回归？

在这个特殊的母亲节，澎湃新闻邀请了长期关注性别、家庭与亲密关系、人口流动的北师大社会学院副教授肖索未；长期关注城市和家庭的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施芸卿；长期关注性别、儿童和社区治理的性/别研究者沈之姝；以及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教授、社区艺术实践者赵志勇，结合疫情期间的观察和长期的深入研究，围绕疫情下的母职危机展开了一场讨论。因篇幅较长分为两篇刊发，此为第二篇。

母职的承包者：被疫情冲击的“阿姨”群体

澎湃新闻：在中上产家庭中的保姆/家政工群体承担了隐形的母职劳动。由于家政工越发的零工经济走向，疫情期间无法返工的家政工得不到任何来自雇主的补偿。国内停工的家政工在疫情期间是怎样的处境？

赵志勇：在前两天的工作坊中，木兰社区一位姐妹说她往年到大年初二、初三就开工了，因为刚过完年大家家里都很乱，正是需要打扫的时候，所以正月里她活非常多。今年她两周之前刚开工，而且现在只上户了一家。疫情期间很多雇主不敢用小时工，即便用也只敢用住家的，怕家政工从外面来带来病毒。而像她这样的情况，有老公有孩子，不可能去做住家的保姆，所以就一直找不到工作。也就一户以前一直做的雇主，对她比较信任，让她过去每周打扫四次。为了找工作她还去了家政公司，她说疫情期间家政行业特别困难。她有一阵每天都去家政公司等雇主面试，去了一周，面试了两个雇主，最后都没成。现在来公司找家政工的雇主特别少，等着找工作的女工特别多，其中一次面试，一个雇主面试了十个女工，最后一个也没要。

对于这个群体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疫情期间没有收入来源。我在城边村社区里面接触的做零工的这些家庭妇女，她们的老公通常开个小货车跑附近建材城送货，或者是带着几个人跑装修，包一些水暖、燃气之类的工程来做，或者是跑运输这一类的。但是疫情期间跟会展、装修、建筑、培训相关的行业完全不能开工。有些姐妹的老公这几个月就是完全没有收入的。于是家庭经济压力更大地压在了女性身上，她们要忍受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强的劳动强度，换取比以前更低的收入，否则家庭就完全没有收入来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