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贾跃亭玩坏的酷派，还有机会吗？
从“中华酷联”到地产二代接盘
几起几落的酷派堪称最命途多舛的国产手机品牌。
1993年，深圳大学教授郭德英下海创业，踩准通信技术趋势，2005年推出全球第一款双模双待智能手机，酷派一度被视为“中国黑莓”；2008年2G转向3G，双模双待卖点难以为继，酷派遭遇经营危机，营收下滑20%、亏损千万港元；郭德英此后将手机全面转向安卓系统，拥抱移动运营商渠道，3G时代跻身“中华酷联（中兴、华为、酷派、联想）”的一线手机行列。
4G时代，手机成为承载移动互联网的核心设备，酷派却在一系列战略失误中逐渐掉队。事后来看，背后原因包括酷派自身的经营问题，亦包括运营商补贴的缩减、互联网和线下渠道模式变化等外部因素，而最重要的因素是创始人郭德英选错了合作伙伴。
2014年底，酷派和奇虎360成立专注互联网手机的奇酷科技，2015年6月又引入贾跃亭的乐视成为第一大股东，觉得吃亏的周鸿祎炮轰酷派“背后捅刀子”，双方矛盾公开化。与此同时，乐视资金链危机愈演愈烈，酷派等乐视系企业也开始受到波及。
酷派等乐视系企业成了贾跃亭拆东墙补西墙的借钱工具，酷派的银行资金一直处于“只还不贷”的状态。财务数据显示，2016-2018三年，酷派累计亏损高达74.6亿港元。此后几年，酷派手机几乎销声匿迹。
郭德英为何在公司发展尚佳时，选择与周鸿祎和贾跃亭合作，一直未有定论，郭德英本人也未对外说明。多位前酷派核心员工告诉《深网》，郭德英当时身体状况不好有意交棒，但是子女都不愿接班，因此才转向找合作方寻求退出。
在2018年威日创投接手贾跃亭持有的股份之后，公司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核心管理层再无原酷派和乐视背景人员。
陈家俊2019年初接手酷派时面对的情况颇为棘手：公司账上现金枯竭，业务部门已经发不出工资，贾跃亭时期留下的供应商欠款超过十亿港币，有要账的供应商在公司楼下拉起横幅，甚至他自己办公室也坐满了要账的人。
此前几年，由于财务状况持续恶化，酷派集团（02369.HK）自2017年3月起在港交所停牌，无法从资本市场融资，加之银行对乐视系公司停止授信，也无法获得银行贷款。
陈家俊告诉《深网》，他当时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安抚情绪激动的供应商。当上了公司法人，告诉供应商，自己既然当上法人就一定会承担法律责任，愿意用个人信誉保证一定会还钱。通过挨个和供应商沟通达成协议——“旧账慢慢还，新业务付现款”；
二是大幅收缩亏损业务。当时酷派有700人左右的员工编制，人员臃肿，因为先前的管理团队不愿放弃，中国区、东南亚、欧洲和美国都有业务，业务摊子也铺得相对较大，每个月都需要支出庞大的运营费用，公司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当时，酷派每年仍有十亿港元左右的销售额，巨额亏损来自大量的库存。当时的管理层可能也没预料到，酷派销售会下滑得这么厉害，先期备了很多元器件，手机卖不出去，这些库存都成了负担。
此后，酷派在海外市场仅保留美国区业务，处于净投入状态的中国市场也暂时退出。当时，酷派与AT&T、T-Mobile、Sprint等美国运营商合作的定制机业务，仍处于盈利状态，陈家俊希望尽可能把这块业务规模扩大。
这位家境优渥的“地产二代”研究生就读于南加州大学，他说这段求学经历让他对美国文化非常熟悉，在与美国运营商高层沟通过程中非常顺畅，拿到了很多订单。年报显示，2019年，酷派结束连续三年的亏损，实现盈利。
“以系统软件和渠道数字化为核心”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打断了刚刚恢复正常运转的酷派。封城、经济下滑，导致整个美国业务销量直线下滑。陈家俊开始意识到业务方向单一可能造成风险系数太高，加之考虑到华为部分退出带来的手机行业格局变化，酷派在国内的品牌知名度也还比较高，因此决定重新回到本土市场。
酷派自去年来开始重新搭建运营管理团队，同时通过资本市场和引入外部投资者等方式筹集资金。
去年年中，陈家俊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秦涛，秦涛在手机行业从业多年，曾担任小米渠道创新部总经理，两人先后深聊了四五次。陈家俊说服秦涛通过个人投资成为公司股东，2020年底，酷派集团完成一次5亿股定增给到秦涛，成为酷派的第二大个人股东。
对于一个消失五年的手机品牌而言，重新进入国内市场基本等于从零开始。由于此前两年，酷派的主要业务面向美国运营商做定制手机，因此其市场、产品和研发体系都需要重新搭建。
2021年5月，酷派回归后推出了首款产品COOL 20，这款手机搭载4800万像素玻璃机身，配置为4+64GB起。酷派当时还处于青黄不接的阶段，这款手机本上是“一边找人，一边做产品，一边做系统研发出来的。”
同一时期，融资陆续到位。10月4日，酷派集团公告宣布，已签署8.33亿港元股份认购协议，由投资机构SIG领投，宏晖投资等机构与个人跟投。据酷派官方消息，去年以来，其已从资本市场获得融资超过21亿港元。
管理团队也逐渐搭建。酷派发布的委任公告显示，10月8日起，酷派集团高级副总裁由秦涛担任，集团副总裁由胡行、李宇靖和司马云瑞担任。这四人在加入酷派前均曾任职于小米，李宇靖在圈内被称为红米“小金刚之父”，目前负责酷派产品研发体系。
手机行业投入高、竞争激烈、供应链复杂，且早已是存量市场，每一项对酷派这样的新玩家都是噩梦。很多身边朋友都对陈家俊说“就等着投入的钱打水漂吧”，“没有一个人觉得能做成”。
所有人都能意识到，手机行业对新晋玩家来说机会渺茫。一位酷派核心管理层对《深网》表示，酷派的整体思路是把硬件交给供应链，大部分资源投入到系统软件研发上，目标是在软件上形成差异化体验。
酷派目前在人力投入上也向软件倾斜。目前的400多名核心员工中，做手机硬件的团队仅有68人，做系统软件的团队则超过200人。
这种策略在逻辑上并不难理解，手机硬件的创新已经放缓，用户很难感受到芯片、相机等核心器件升级带来的体验提升，安卓系统普遍存在卡顿问题，如果让系统体验更流畅，用户是能感知到的。
但是酷派能否在系统体验上，做得比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都更强的小米OV等同行更好，并最终成为消费者认同的差异化卖点，却仍需观察。
除系统之外，酷派另一项差异化策略是服务站渠道模式。据介绍，不同于传统手机线下渠道的代理、分销模式，酷派将全国划分为超3万个网格，通过数字化系统管理服务站点，建立直供模式，由“站长”负责管理整个片区的酷派产品销售。“站长”除了能享受手机销售提成，还能获得互联网服务收入和MAU激励。
陈家俊表示，自2021年6月酷派乡镇服务站渠道建设启动以来，酷派服务站已超过3000家，预计明年将会超过1000万。90%的站长都能赚钱，最多的每月能赚7到10万。而具体每位“站长”能分多少互联网收入，会按照一套固定的算法来计算。
酷派回归国内市场半年发布的两款产品，已为其带来了数十万台量级的销量，相较一线品牌微不足道，不过已回到了赛场。
重回一线困难重重
对于酷派而言，“重回一线”的难度不言自明。用雷军的话说，“世界上从来没一家手机公司销量下滑后，能够成功逆转的。”
酷派面临的最大难题，一方面是供应链。在极其成熟的手机供应链行业，中小手机品牌往往面临零部件获取难度大和议价能力低的问题。锤子手机和魅族手机都曾在零部件获取问题上折戟，在短期内全行业芯片短缺的背景下，酷派这样的新玩家拿货就更为困难；
此外，酷派出货量较少，相较于一线品牌议价能力更弱，一位酷派核心管理层告诉《深网》，酷派手机有几个零部件采购价格相比小米OV要更贵。零部件采购价格高，自然将导致手机的定价空间更小。
另一方面是渠道。国内手机线下渠道格局已相对定型，酷派这套新的线下渠道模式能否跑通尚需观察。一位大型手机渠道商告诉《深网》，目前国内线下渠道的走量机型基本都是OV，小品牌很难卖出。
更重要的是，新酷派以软件系统为核心突破口的路径，意味着软件系统层面的投入占比相较其他手机厂商更高，如果手机销量欠佳不足以提供充足现金流，这套模式也就跑不通。一位酷派核心管理层坦言，这条路径的确是“九死一生、道阻且长”。
好的一面是，酷派目前已基本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陈家俊表示，酷派已经基本还清了供应商的欠款，剩下的是一些比较合理的应付账款，今年五六月份，酷派还重新获得了总计十几亿人民币银行授信，意味着酷派未来可以通过股权或债权方式融资。
陈家俊说他从酷派过往几年历程中，得到的最大警示是要严格把控库存。“再去想如果当时创始人没有把股权卖给贾跃亭，或者没有跟周鸿祎合作会怎么样，其实没有意义。因为已经过去了，已经成为定局了，不影响酷派的任何事情，贾跃亭从股东层面已经完全跟酷派没有任何关系。”
“手机行业只有撑死的，没有饿死的。库存对手机厂商来说是致命因素，酷派会严格把控库存，不会激进地备料。包括现在做销售预测，都是根据数据来做，杜绝了人为因素影响，严格把控库存，让公司在很安全的状态下运行。因为酷派过去吃过这个亏，所以就不会再犯那样的错误。”
酷派目前有两款产品，COOL 20系列售价699元起，COOL 20 PRO系列售价1699元起。对于后续规划，一位酷派核心管理层告诉《深网》，酷派手机将覆盖3000元以下价格段，每个价格段都只推出一个系列的产品，并在这个系列上持续迭代。
2018年，京基地产背景的威日创投收购贾跃亭所持有的酷派股份后，外界质疑京基地产是为了酷派持有的大量土地资源。公开信息显示，酷派集团在郭德英时代置办了大量土地，主要包括超过3万平米的深圳南山高新产业园酷派信息港地块，以及占地面积超10万平米的东莞松山湖地块等。当时外界测算，这两块“热门”土地就价值超过100亿元。
威日创投和京基地产等相关方此前未对外回应此事。陈家俊接对《深网》表示，“酷派土地的价格并不像外界想象那么大，酷派大厦等土地属于上市公司固定资产，不能对外出售。只是说土地能给上市公司增厚资产，带来一定现金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