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创造中国肝癌诊治“世界奇迹”

    50年来，复旦大学（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取得了许多傲人成绩，已成为中国肝癌诊治领域数一数二的“领头羊”团队。 右图：樊嘉院士（右）手术中。（中山医院供图）

    “28年前，医生说我只有三个月的生命，如今2019年了，我没有复发过。”来自贵州的马宏康忆起28年前乘坐两天两夜火车终于抵沪的那个寒夜，忍不住红了眼眶。他一心要去中山医院，而这里，真的点亮了他生命尽头的那道光。

     昨天，复旦大学（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成立50年学术研讨会上出现动人一幕：40位新生命超过“20岁”的肝癌病人齐唱《歌声与微笑》，他们中，生存40年以上的有三个人，最长生存期高达48年，堪称“世界奇迹”。

     这首歌正是送给复旦大学（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的“奇迹缔造者”们，50年岁月里，这群永不言败的医生孜孜以求、不懈创新，使肝癌术后累计五年生存率由上世纪60年代的14%提高到如今的64%，创造了肝癌治疗的“世界奇迹”。

     改写权威教科书，点亮生命尽头的那道光

     吕文艺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1992年，39岁的他接受了肝癌切除手术，主刀医生是肝研所的余业勤教授。2002年，他被查出有新病灶，在中山医院接受了肝移植，主刀医生正是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樊嘉。2015年，他再次出现转移病灶，周俭教授为他进行了手术。

    “我三次挣扎在死亡线上，中山医院肝研所的专家医生一次次把我救了回来！”如今，吕文艺与家人一起迎来了新生命的第27个年头。

     叶彦晋今年“26岁”了，1993年他在中山医院接受肝癌手术。他说，曾有“同病相怜”一说，但他们何其幸运，遇上中山医院，如今可以“同病相庆”。

     这周正值复旦大学（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成立50年，肝癌肝移植术后病友从各地赶来，共赴“生日会”。看着这些患者，中山医院的医生们尤为感慨，尤其是90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汤钊猷教授。要知道，半个世纪前，权威教科书上写着“肝癌的病程是2-5个月”，短短数字，残酷无比——当时，一个人患了肝癌就等于被宣判了死刑。

     受命于国家重托，汤钊猷与同事们开始了“拓荒”，目标只有一个：征服肝癌。

     1969年，汤钊猷与我国著名肝外科专家余业勤、杨秉辉、周信达、林芷英等专家在中山医院成立“肿瘤小组”，这正是肝癌研究所的前身。

     当时送进医院的患者多为肝癌晚期，有没有办法早点发现肝癌？这个小组最初的主攻方向就是肝癌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与早期治疗，即“小肝癌研究”。历经十年攻关，他们在国际上最早系统提出“亚临床肝癌”概念。后来，现代肝病学奠基人汉斯·珀波认为：“亚临床肝癌这一新概念是人类对肝癌的认识与治疗的巨大进展。”由于取得较大社会效益，且明显提高了我国肝癌研究的国际地位，这项研究获得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对患者而言，无数人的命运被它改写了。1991年，上海国际肝癌肝炎会议上，生存10年以上的30位肝癌病人现身大合唱，“震撼”了国内外专家。因为如此长的生命期，国际罕见，中国人做到了！

    医学上的一次次“拓荒”为患者赢得一次次生机

    继首次提出“亚临床肝癌”概念，使肝癌从“不可治”变成“部分可治”后，汤钊猷又在国际上首次建成“高转移人肝癌模型系统”，并提出肝癌转移复发新理论，相关成果获2006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一项项重磅成果的孕育，见证着这个“肿瘤小组”的成长：1988年，经卫生部批准，其更名为上海医科大学肝癌研究所，下设肝癌内科、外科及实验室；2000年，复旦大学与上海医科大学两校合并后，它更名为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

    令人侧目的是，这里始终没有“止于辉煌成就”。50年里，肝癌诊疗领域的无数个“第一”在这里诞生。新一代学科带头人、中国科学院院士樊嘉对肝癌肝移植、肝癌门静脉癌栓综合治疗等进行系统研究，创造了多项全国乃至世界“首例”。

    这包括首次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肝癌肝移植适应证——“上海复旦标准”，牵头制定《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已上市的“7种微小核糖核酸肝癌检测试剂盒”、已签约转化的“全自动循环肿瘤细胞分选检测系统”，两者均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首创”，突破了以往限制肝癌病人手术疗效的瓶颈。

    作为现任中山医院肝外科主任，周俭教授则带领团队创新开展废弃肝活体移植等肝移植新技术，深化肝癌肝移植后复发转移防治等临床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