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奇迹 2019-10-26 11:56 的文章

口述︱樊建川:2005年开了五个馆,创造了一个奇

博物馆是神圣的,高不可攀,我怎么可能建一个呢

尽管有这么多的收藏品,但我当初没有想到可以建博物馆聚落,对自己信心不够。1999年9月,建川博物馆成立。申办博物馆,主要是以博物馆的名义购买文物可以避免一些法律上的纠纷,比如东西是抄家抄出来的,卖给房地产公司,就是犯法。当时并没有想马上要有一个物质形态的固化的博物馆,只想在哪个地方修一个房子,两间,几百平方米,东西搬进去就叫博物馆了,不敢想一个大的博物馆,大的博物馆是神圣的,高不可攀,我怎么可能建一个呢?从来没有想过。

2001年觉得很有必要搞一个展览,就花了二十万,4月在成都四川省博物馆租了一个场地,办了一个展览。我请了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馆长、军事博物馆的馆长来剪彩,他们看到我的藏品就吓倒了。卢沟桥的馆长说,建川,你能不能到我们卢沟桥来做一次展览?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是纪念中国抗战的顶级殿堂。我说,我这些东西可以吗?他说很好,我便到卢沟桥去做了一个月展览。我发现我的东西不比别人的差。展览完后,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专家过来看,也大为吃惊。他们有点搞不懂了,民间收藏怎么有那么高的水平,一方面怕是赝品,另一方面也想鼓励民间收藏,问我能不能做一次鉴定。那一次,在北京当场就鉴评了十四件国家一级文物。我想,卢沟桥可能有成百上千件国家一级文物吧,顺便问了卢沟桥馆长,他说,只有几件。

我忽然有了底气,一下子觉得自己的文物不比别人差了,不管怎么说,办博物馆首先是文物。我又仔细观察了卢沟桥的房子,我是做房地产的,觉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后来我们又到香港办展,影响也很大。

到香港去展览,我是用拉杆箱把文物直接拉去的。在香港展出后,回来就被理抹(追究)了。开玩笑,未经报批就把国家一级文物拉到香港,文物局就通报批评我们,要我写检查。我只有写,还盖了我们的章。也是万幸,没有丢失。丢失一件都会被判刑—那是国家一级文物呀!

这时,我才开始有自信—我也可以建博物馆了。本来想收藏后捐给一个博物馆就完了,在北京、香港展览之后,我完全改变了想法。第一,原来我的藏品那么好,第二,原来我也可以修博物馆,这两点让我觉得我也可以做。

知道博物馆做出来一定是赔钱的,但我一直想做。200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这是一个甲子,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大事,我想,我必须有所舍弃了。

因为我是控股的嘛,我说服我的股东,大家一起来做博物馆,他们也很支持这个想法。四川有两千家房地产开发商,少我一个没关系,收藏战争更有意义。中国十三亿人,要有一部分人去承担责任,去考虑一些更长远的事情。其实我有点蠢,有种使命感,觉得这个事就该我干。

博物馆聚落

最开始想修一个大房子,把东西全放进去,但是不行,有“文革”时的东西,有抗战时的东西,还有一些民俗的东西,我就郁闷,这个房子很大啊!我又比较其他博物馆,觉得博物馆建得庄严巍峨,实在是有点扯。我又想建三个房子,把三类东西分别放进去,但还是觉得不对。四川天府之国那么漂亮,能不能把景观、建筑和题材融合,让博物馆小型化?于是三个系列的博物馆变成了三八二十四个,加上还有一些题材要放进去,就形成了更多的博物馆。

有了这样的想法,理念就建立起来了:一定要多。让别人来看,不要看一个馆跑很远,像我在北京、上海,包括外国,跑很远看一个奥斯维辛,跑很远看一个诺曼底。在一起就好了,可以省时间。

那么,一个馆要建多大呢?小时候我觉得一节课四十五分钟是老师说的,大了看书才知道是科学。于是,我就很明确地按四十分钟的参观时间来建馆,保证新鲜感。我不建大博物馆,转四个小时,最后疲惫不堪。另外,不要把不同内容的文物放在一起,一定要细分,不要一幢大房子里边装许多东西,像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包括埃及的,中国的。当时这样做有道理,今天我再这样做,就没有道理了。

有人可能觉得奇怪,樊建川为什么没有把抗战系列、红色年代系列、民俗系列放在一起?其实这是生活常识。我们读书的时候,课程的安排都是分开的,数学完了语文,然后是美术、体育,没有一个学期全讲化学。为什么分开上课?就是转移兴趣。那么,观众看完川军抗战馆,换个题目看兵器馆,看完兵器馆,又换个题目看三寸金莲馆,看完三寸金莲馆后看红色瓷器馆……我想让观众一直保持新鲜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