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向哥本哈根的气候疑云

    “不管是过去的《京都议定书》还是今年的哥本哈根会议，都变成了划分排放权限、划分发展空间或者资源，甚至是金钱的讨价还价之地”。

　　“气候问题关系全球命运，不要想着获得超公平的利益”

　　——专访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

　　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张坤民

　　□ 记者 陈楠

　　《商务周刊》：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即将于12月7日召开，将与之前的《京都议定书》实现“双轨”并进，甚至有人将它形容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您对此次会议以及历次气候大会的变迁都是怎么看的？

　　张坤民：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召开以前，发达国家对于扼制气候变暖问题的态度比较积极，他们已意识到气候问题的存在。1989年，我参加了联合国在荷兰召开的大气污染和气候变化会议，当时刚成立不久的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就在竭力推动这一议程。

　　既便如此，围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谈判还是很艰苦。此轮谈判实际上开始于1991年，直至环发大会前夕才真正成稿，在里约会议上开放签署。

　　UNFCCC作为公约是比较原则性的，没有定量规定各国具体应该如何做。提出具体减排目标和做法的是1997年正式通过的《京都议定书》，但其真正生效却是在8年以后。

　　《京都议定书》迟迟难以实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应该承担强制减排义务的附件一国家（发达国家和部分转型国家）拖延不办。其中，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加拿大、澳大利亚态度消极，俄罗斯也是迟迟不签。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则很快签署与核准了该议定书。

　　议定书中规定，2008到2012年，所有附件一国家的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排放量，总体上要比1990年水平减少5.2％。但现实情况是，这些需要强制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国家不仅没有完成减排义务，还增加了排放量。其中，只有英国、德国和法国及北欧几国情况略好一点，至少没有增加；而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大量增加。数字显示，这期间，附件一国家的排放量增加了约10％。

　　近期召开的会议虽然密集，但从巴厘岛会议到现在的1年零10个月的时间里，并没有谈成实质性的协议。不过可以肯定的是，UNFCCC和《京都议定书》不会因此而完全倒台。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总会有所进展。当然，如果能敲定所有细节，那就是更大的胜利。

　　《商务周刊》：《京都议定书》似乎泾渭分明地把缔约国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南北两个方面，特别是发达国家对《京都议定书》的态度是否因为强制义务而发生改变？南北双方的合作情况如何？

　　张坤民：总体来说，欧洲的态度一直比较积极。比如，英国积极出台相应政策，法国一直大量发展核电，北欧使用水力和风能等，他们有基础，同时对气候变化的感受也深。

　　美国就不那么合作，他们威胁退出UNFCCC，拒签《京都议定书》。说是因为中国和印度没有和他一样履行强制减排义务。这是借口，完全无视公约规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实际上，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无非是想要建立另一套对美国有利的议定书。由于美国没有参与《京都议定书》，你要他参与气候讨论，他就要提出新的规则。可是，1992年的UNFCCC就摆在那里，美国并没有退出公约。公约之下的议定书仍然必须遵照公约提出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美国的做法只是一厢情愿的外交手腕而已。

　　奥巴马总统上台有利于美国参与气候合作，但民主、共和两党的政要们的基本立场并没有因为换了总统就有根本性改变。因此，尽管美国的《清洁能源和安全法》在众议院得到通过，但在参议院能否通过也还有艰难的路程。

　　美国的科学家们还是比较明理的。美国有很强的科技基础，他有几位科学家登上了政治舞台，比如夏天的时候骆家辉和朱棣文来中国做过演讲，希望把重点放在两国的气候合作上。

　　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要比在会议上为本国利益争吵强得多。在合作中，大家都不要想着占对方的便宜，该付出的就要付出。比如在合理的贸易中，该付钱的地方就要付。毕竟气候问题关系着全球的命运，谁也不要想着捞到超出公平的利益。

　　其实，这种在公平合理条件下的合作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海岸线长，重要大中城市都在沿海地区，比如，上海的平均海拔高度是3米，对海平面上升相当敏感。我们尽管可以设想将来像荷兰那样修筑海堤，但经济实力很难承受。

　　《商务周刊》：目前世界各国都在试图为自己找到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发展轨迹。那么，中国将如何走出自己的道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