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的上海岁月：从Nobody到Somebody

民国上海研究现在是个显学，已经有很多学者从各个方面对中国现代性中最前卫的“旧上海”进行探讨，仅就我熟悉的师友来看，我在美国伯克利大学的时候，叶文心教授就专门领头从事民国上海研究，东亚研究所出了一系列的书。我还记得当年李欧梵教授的《上海摩登》书稿刚写完，就被从哈佛请来伯克利做了一次演讲，我也去听了。还有我从美国到香港一路好友、现已回到上海复旦的陈建华教授，他做周瘦鹃、通俗文化、电影明星，也都是上海。可能他们都是“上海人”。我可不是（我最多算个上海“乡下人”）。我今天要讲的林语堂，可以算“半个上海人”。

林语堂在上海有两个阶段：1911年至1916年，林语堂到上海上圣约翰大学；1927年9月至1936年8月，林语堂有8年在上海，因为有1年（1931年5月至1932年5月）他去欧洲访问。这里主要是讲三十年代或南京十年时期的林语堂与上海。林语堂可以说是摩登上海海派文人的标志性模板。我们现在可能会觉得张爱玲是海派作家的代表人物，可张爱玲自己说过林语堂是她的模板。张爱玲当然是很出色的作家，但从整个现代中国知识思想文学史来讲，林语堂要丰富得多。林语堂在30年代上海的文学文化实践，其中英双语的跨语性、穿越华洋的跨界性，至今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次有机会就“林语堂与摩登上海”作3个系列讲座，分别从林语堂在上海时期所担任的职务、所作的演讲以及交友圈三个角度切入，让我们还原历史，重温摩登上海海派一景，为民国上海研究添砖加瓦。

“版税大王”

今天讲林语堂在上海先后担任的职务。在三十年代上海，林语堂曾先后担任中研院英文秘书、东吴大学英语教授、英文《中国评论》周报“小评论”专栏主笔、上海自由普世派俱乐部主席、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宣传主任、《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主编、英文《天下》编辑、《西风》顾问编辑。改革开放以来，林语堂也是又“红”了一回的，但各种论述基本上都是围绕林语堂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杂志、引领“论语派”中文著述方面；拙著《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出版后，已经有读者指出：终于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怎么回事讲清楚了。所以，这两项我这里就略去了。其他职务都涉及林语堂的英文能力。

林语堂在上海的最主要一个朋友圈是一些留英美、会说英语的华人精英，其中有两个人都是法学专家：吴经熊和温源宁，他们二位以及林语堂和全增嘏1935年一起创办英文《天下》月刊。林语堂和温源宁是北大英文系的同事，到上海后又去吴经熊主持的东吴大学法学院教英语一年。这个经历最重要的成果是林语堂编写了一系列开明英语教材，非常成功，让林语堂得了个往往带贬义的“版税大王”之称。另外，这还涉及一起抄袭官司。开明书店出了林氏英语教材以后，世界书局觉得大有市场，马上请一个大学刚毕业的新手马上也编了本《标准英语读本》，却明显有抄袭林氏教材。两家出版社打起官司，并在上海报纸上做广告申辩，最后由国民政府教育部裁定实属抄袭，开明和林语堂赢了官司。

我就此说两点。林语堂上圣约翰大学时英文已经读通，还用英文写小说。在北大他的职务是英文系教授，虽然他的研究兴趣在中文语言学。凭个人学英语的经验以及语言学家的敏锐，林语堂早就看到英语教学的不足，而且还专门写过文章。现在他凭自己的经验和专长，写了一本生动活泼、书中还带有丰子恺插图的教科书，大受学生欢迎，教了一代人学好英语，这是一件大公大德的事情。我90年代回国，在南师大有位老先生告诉我，啊，林语堂，我就是学他的开明英语长大的。我当时想，好吧，这就是区别啊，我是靠许国璋英语起家的，那么枯燥乏味，可就是硬啃下来的。再想想现在，都是“新东方英语”、“疯狂英语”的天下，学英语都学疯了，有多少人能在大学时用英文写小说？讲到林语堂编英语教材，就说人家“版税大王”，也不知是何种病态心理作怪。更病态的是，有论者讲到那场抄袭官司，文笔间的意思是说林语堂很精明甚至狡诈，欺负刚毕业的大学生没经世面。让人感觉好像中国文化向来不讲知识产权，抄袭者反而受偏袒，用法律维护权益是精明、欺负人。前一阵还有一种说法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抄袭不算抄，因为当时学术还没有规范。这个案例可以告诉我们：三十年代抄袭就不允许，而且当时南京政府刚成立不久，教育部对抄袭就是“零容忍”，为出版商和作者维护了应有的权益。

写作生涯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