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政策选择

近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关于新加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未来可能的政策选项陈述，在网上引起了广泛争论。有赞成者，也有反对者。

关于新加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2020年2月8日讲话称，“新冠肺炎感染性强于SARS，很难阻止其传播，但它没有SARS危险。若新加坡新冠肺炎疫情难控制，且能证明其致死率与流感0.1%的致死率相似，新加坡或考虑改变措施，或会建议轻症感染者寻求家庭医生帮助并在家休养，把医疗资源留给抵抗力弱的老人等群体。”

对此，赞成者认为新加坡制定的政策符合当地国情，民众应该对政府有信心；反对者则认为新加坡不重视人民的健康权利，有可能成为“重灾区”。

无疑，对于正在经历疫情防控的中国人民而言，这似乎是不可理喻的。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看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发言，他除了对整个新加坡应对疫情防控的政策和措施进行了阐述，其实只是提前给民众描述了新冠肺炎疫情发展的几种情景，以及新加坡未来几步的可能政策选项。并且，在政策选项中，李显龙反复强调政策选项的前提条件，即致死率较低和医疗资源短缺。从另外角度看，这也是新加坡政府与民众就政策选择的一种沟通，一旦有了预期总是会比临时采取极端措施获得更多认可和遵从度。

由此可见，新加坡决策者的政策选项也为中国的各级决策者提出了新的问题：一个地区在疫情防控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选择？而一旦当疫情防控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成效时，疫情防控和经济生产成为并行不悖的目标，这一问题的回答显得紧迫必要。从公共政策学者的角度看，这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政策选择问题，需要遵循科学和理性逻辑，也要考虑政治合法性、民性和社会接受度。

一、政策选择的核心是问题与解决方案的有效匹配

对于政策选择及其背后的逻辑，可以有很多解释。对于政策过程而言，一般官方行动者占据正式位置，他们可以作出决策。与此同时，非官方行动者也会通过影响官方行动者来影响政策，这使得政策选择更加复杂。例如，铁三角理论强调国会专门委员会、官僚机构和利益集团分享和垄断政策选择权。因此，对于谁获得什么，如何获得，何时获得，这些政治学的经典问题，也成为公共政策研究者追问政策选择的经典问题。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当突出决策失误时，决策者首先需要承担责任，这是权力与责任相协调的基本原则。

从解释主义的角度看，政策选择是辩论、论证和说服的产物，不同政策主张者通过政策场域进行相互辩论，最后形成共识，共识的结果就是政策选择。根据这种逻辑，政策选择应该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基础之上，各方主体进行真实、坦诚和有效沟通，在沟通和交往中逐步消除分歧，凝聚共同行动的力量。一旦在理想的交往环境之下，政策选择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其执行也会相对容易。因此，对于强调政策选择的“论证转向”的学者而言，政策选择的结果固定重要，更为重要是的政策选择的“程序”和“过程”。民众是否对政策选择的“程序”认可，政策选择的“程序”是否合法，与政策选择本身的有效性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根据这一理论逻辑，越是在不确定性的情景之下，越是要加强沟通、互动、说服，让政策选择成为个人意志的产物。

应该说，无论是政治学的视角，还是解释主义的视角，都会强调政策选择的“结构”、“程序”和“框架”，他们通常关注政策选择背后的制度框架。对于经济学者和理性选择主义者而言，这些讨论固然重要，但是仍然没有触及政策选择最核心的问题，即如何为政策问题提供良好的解决方案。只有拥有对问题认定和解决方案之后，才是后面的政治选择和社会选择逻辑。于是，从决策的角度看，政策选择是问题与解决方案之间有效匹配，其背后遵循的是结果主义逻辑。一个政策选择是否被选择，其关键取决于该政策选择所导致的预期后果。通常有人认为新加坡的政策制定会遵循经济学逻辑，其实也就是理性逻辑，他会强调不同政策方案选择所可能带来的不同后果，并且根据价值观对后果进行评价，最终选择效用最大化的方案。当然，基于理性的政策选择，或者说政策分析，面临最大的问题是谁来有权进行决策？因此，理性科学政策选择最终需要受到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影响，政策选择是一个政治、社会和科学相互交融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实现问题与解决方案的有效匹配。

二、新冠肺炎疫情的问题建构：公共卫生问题、治理问题抑或多样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