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利好与自身收缩“双碰头” 接稳转移人口考

　　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4月发布的数据，2018年农民工总量为28836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266万人，比上年增加81万人，增长0.5%；外出农民工中，进城农民工13506万人，比上年减少204万人，下降1.5%。在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大，是近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从中央到地方，在“抢人大战”中侧重于对高学历人才的落户优待，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相对困难。今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重点任务》)，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其中“允许租赁房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户口落户”这样的贴心亮点引来欢呼者众：农村通往城市的大门已经打开。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亮点是，《重点任务》首次提到“收缩型城市”，并明确要求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12.1%的城市在收缩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分别达到60%左右、45%左右，而从2018年的情况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仍较大。

　　对此，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博士熊柴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户籍人口城镇化确需加快推进。”熊柴表示，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应有之义，这有利于进一步破除制约劳动力等要素高效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提高经济社会运行效率，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要素自由流动加快，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当大量人口流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一些地区随着人口的减少，无论是城市规模还是产业结构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萎缩”。目前被广泛引用的一个数据是，2007~2016年，我国660个城市中，总计80个城市出现不同程度的收缩，占比高达12.1%。

　　“人口迁移的基本逻辑是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熊柴表示，“收缩型城市”的出现是无法避免的，从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的国际经验看都是如此。

　　从现实看，收缩城市类型主要为中小城市，大体可分为三类：衰落的资源型城市、衰落的工业城市和人口长期外流的欠发达城市。根据对我国2183个市辖区、县级市和县为基本单元的研究发现，人口减少的地区个数从2000~2010年的864个降至2011~2016年的457个，占比从40%降至21%，这主要是因为部分人口回流中西部造成的。如果从人口净流出(人口增长率小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角度看，人口净流出的单元比例从65%升至75%。随着出生率的持续下滑、人口外迁，人口持续减少的收缩城市和地区数量未来将越来越多。

　　不过，城市的进化史本来就是城市扩张与收缩交织的历史，城市收缩了也不全是坏事。以浙江义乌为例，尽管人口有所下降，但义乌的经济总量逐年上升，2018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248.1亿元，增长7.0%。随着城市规划、公共服务等不断完善和升级，当地人反而觉得城市更加和谐宜居了。

　　落户城市：有人欢喜有人忧

　　《重点任务》发布后，各地为了“抢人口”可谓不遗余力，“零门槛”“扫码落户”等层出不穷。但随着广州等一线城市落户政策的放宽，部分二三线城市作为“轻量级选手”的竞争力必然被削弱。

　　石家庄“零门槛”落户新政一经推出，各派出所内前来咨询、办理落户手续的群众络绎不绝。仅3月19日、20日两天，就有1123名群众办理了石家庄城区、城镇户口。但新政实施如今已4月有余，实施效果尚未公布，有专家推断，新政效果可能不够理想。在河北务工多年的张女士看来，改了城市户口就没有土地了，这让她有些不能接受。她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去年孩子在安徽老家考上了重点高中，如果迁过来，能给安排进重点高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