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观察丨政策实验室能否推动政策创新与知识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方政府建立起了政策实验室，试图通过科学证据和设计思维来支持公共政策的创新和实验。但这些政策实验室作为新鲜事物，还少有研究加以关注。笔者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研究员李乔冰合作，对英国、丹麦的和新加坡的三个典型政策实验室进行了比较研究，试图揭示政策实验室在推动政策创新和知识转移方面的作用。

政策实验室的崛起

公共政策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如果设计失误或执行不当，就会危及千家万户的生计和福祉。所以各国在设计和制定公共政策时，为避免大面积政策失误导致的严重后果，通常都会在局部地区和领域先行试点和试验。如果政策试点奏效，那么政府部门通常会将政策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和扩散。

政策试点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政策实验，因为试点地区和单位并非严格随机选取，也往往没有可比的对照组加以比较。即便政策试点成功，也很难确定究竟成功是因为政策试点本身有价值，还是政策试点地区或部门的原因。比如，发达地区开展的政策试点有较强的财力和人力支持，而在实践中，一旦脱离这样优渥的环境，政策往往难以持续，更不要说进一步推广了。这使政策试点的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存疑，也令基于政策试点的政策推广的效果大打折扣。

有鉴于政策试点的局限性，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方政府开始设立专门的政策实验室，开展严谨可靠的政策实验，为政策决策者提供经得起推敲的科学证据。这股浪潮主要受益于行为科学的崛起，特别是，在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后，行为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并日益在政策设计和评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公共政策领域也日趋强调循证决策（evidence-based policy-making），即政策设计要建立在坚实的科学证据基础之上。

公共政策的核心在于理解、干预和改变人们的行为，使其按照政府部门期望的合意方向发展。比如，交通管理部门期望行人按照红绿灯和斑马线过马路，希望驾驶员不要酒后驾驶和边打手机边开车，为此就需要设计合理的政策对人们的行为加以干预。因此，只有理解了人们的行为及其背后的原因，明确哪些政策措施可以干预人类行为，才能对症下药地设计行之有效的公共政策。

2016年的统计显示，全球有上百个政策实验室，其中65个分布在欧洲各国。“丹麦心智实验室”（Danish MindLab）成立于2001年，是全球成立最早的政策实验室之一。比较著名的政策实验室还有英国的“行为洞察力团队”（Behavioral Insights Team，BIT）、美国的“创新实验室”（InnovationLabs）和新加坡的“人类经验实验室”（The Human Experience Lab，缩写为THE Lab）等。

政策实验室的核心在三个方面：以用户为中心，通过创造性的设计思维来理解政策问题；组织各种实验，对各种政策备选方案进行测评；同政府部门合作或隶属于政府部门，旨在推动政策设计和执行。这要求政策实验室有专业技术人员，可以胜任数据科学、模型设计和随机受控实验等工作。

一些人会认为政策实验室同传统的研究机构或智库类似，但二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政策实验室致力于同研究人员合作，创造性地设计政策理念和严谨的测评政策方案。它们的产品和服务可能都是用于政策咨询和支持，但理念、过程和方法却完全不同。一言以蔽之，智库是“思想库”，而政策实验室是“证据库”。

许多政策实验室都强调设计思维（design thinking），这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创新模式，即政策制定者要像设计师一样，将人们的需求、技术的可能和政策的诉求加以结合，从而设计出可以提升用户体验的最佳政策。对此，可以想象一下政策制定者的工作接近于服装设计师、建筑设计师、形象设计师等会是怎样一种场面。

设计思维同循证决策有所不同，它更加强调去深刻理解人们的需求是什么，并发挥创造力，以富有创见的创意来设计公共政策。循证决策则更接近于科学研究，通过科学方法来评估政策效果。设计思维要求设计师将自身置于现实生活场景，测试其设计的政策模型，并同政策对象或用户一起沟通和探讨，直至设计出令人满意的公共政策。

政策实验室如何推动知识转移？

虽然全球各国的政策实验室都是为制定最佳的公共政策，但它们的理念、模式和结果却不尽相同。为此，我们对英国、丹麦的和新加坡的三个典型政策实验室进行比较研究，旨在揭示政策实验室在推动政策创新和知识转移方面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