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岳咨询金永祥：PPP是负面作用最小的一种经济政策

慧聪水工业网 如果你爱他，就让他去做PPP；如果你恨他，也让他去做PPP。

在中国，PPP是一个令人爱恨交加的事物。2014年至2017年，PPP大发展，有多少公司都借助它实现了翻倍增长，一飞冲天。2017年底，PPP“急刹车”，又有多少公司因为它坠入深渊，万劫不复。

在这一过程中，到底是什么使得市场环境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如果说PPP不好，为什么前面要高速发展？如果说PPP好，为什么后面又要把它一刀杀死？

从2014年到2017年，大岳咨询董事长金永祥每年都要出差240天以上，其中一半以上都是去给各级地方政府的领导干部讲授PPP。作为衔接PPP各方主体的枢纽，他和他所代表的咨询公司们对PPP有着深入的观察和思考。

在金永祥看来，PPP之所以会“忽冷忽热”，根本原因是有关各方对它的认识还不够充分。从中央到地方，从金融机构到社会资本，在理解PPP的作用和意义方面都没有达成一致，由此造成了PPP要么一飞冲天，要么自由落体。

因此，金永祥最近专门写了一本书——《论中国式PPP》，把他对PPP的观察、思考、研究提炼总结了出来，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认识PPP、使用PPP，并为PPP顶层设计提供更多的决策参考依据。

近日，《环保圈》独家专访了金永祥，请他详细解读了对“中国式PPP”的思考。

 01、PPP在中国发展的5个阶段

《环保圈》：在中国，PPP发展了多长时间？经历了哪些阶段？

金永祥：PPP引入中国是比较早的，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世界上一有PPP的时候中国就有了。从那时起，PPP在中国经历了5个发展阶段：探索阶段（80年代中期~1993年）、试点阶段（1994年~2002年）、推广阶段（2003年~2007年）、反复阶段（2008年~2013年）和普及阶段（2014年至今）。

第一阶段政府没有主导，是随着改革开放出现的。

第二阶段是原国家计委主导的，原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出国访问时，有外国专家向他介绍了PPP（当时叫BOT），回国后，他领导在全国搞了一些试点，如成都第六自来水厂、广西来宾B电厂等，数量不多，都是尝试性地利用外资来建设交通、能源基础设施，时间大概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02年。

量虽然不大，但这些试点积累了经验和知识，为日后PPP大范围推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例如广西来宾B电厂，当时花的顾问费差不多就有5000万元人民币，那还是1994年，我本人也是从那时起开始研究PPP的。

第三阶段是原建设部主导的。2002年，原建设部出台《关于加快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开始在市政公用事业领域推行PPP。这个政策是汪光焘担任建设部副部长时推的，他以前是北京市副市长，做过北京市第十水厂PPP项目。该项目最早政府自己做可行性研究报告时，测算的水价是6.9元/吨。领导否定后，重新测算的价格降为3.9元/吨。最后通过竞标，社会资本给出的价格则是1.15元/吨。从6.9元/吨到1.15元/吨，价格只有原来的1/6，这件事情对汪市长触动很大。他调任建设部副部长后，就开始在全国推进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

这一阶段，外企、民企、地方性国企等开始同台竞争，像威立雅、苏伊士、柏林水务、桑德、碧水源、首创、北控、创业环保等都是这一阶段成长起来的。

第四阶段是反复阶段。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家推出了“4万亿”的政策，地方政府突然有钱了。有钱以后，他们做PPP的意愿就不那么强烈了，很多项目被叫停，PPP受到了很大冲击。

但实际上，冲击不到两年，国家就发现了“4万亿”的问题，于是出台文件鼓励民营经济发展，但民企参加基础设施建设的趋势就中断了。而央企则趁势杀入，因为“4万亿”的很多钱也流入了央企，使他们有资源拿了好多项目。

央企大规模参与基建，带来了很多债务问题，积累了比较多的矛盾。于是到了2013年，财政部就开始推行PPP，这就进入了PPP发展的第五阶段。国家发改委一直负责PPP项目投资审批工作，后来也参与了PPP推进工作，推行范围不仅仅包括90年代的能源交通、2000年时的市政公用，而是在各个领域全面推进，成为了PPP的普及阶段。从2014年到2017年，PPP项目基本每年都以100%以上的速度递增。

最后，从2017年底开始，财政部发布财办金〔2017〕92号文，国务院国资委发布国资发财管〔2017〕192号文，人民银行等推出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等，标志着PPP高速发展阶段的结束。根据我们的数据，从2018年到2019年，新增PPP项目的数量基本是逐个季度地下降，2019年四季度的项目数大约只有2017年四季度的1/4了。

《环保圈》：虽然经历了这么多阶段，但很多项目以前并不叫PPP，而是叫BOT、TOT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