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多跑一地”到底怎么跑？浙江哪些经验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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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浙江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一个新名词引发媒体关注：最多跑一地。 在此之前，人们熟知的是2016年浙江提出的“最多跑一次”改革。这一次，浙江在国内率先尝试把改革延伸到社会治理领域，回应群众最急切的期盼——全省范围内加快打造一站式的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让企业和群众有矛盾纠纷需要化解时“最多跑一地”。 矛盾纠纷不可避免，但群众也面临投诉举报无门、矛盾化解多地、多部门反复跑的现象。这个全国性难题不仅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反映出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和社会秩序的良好度。 今年初，浙江开始全面探索“最多跑一地”改革，在全省范围内加快打造一站式的县级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截至8月底，全省已建成县级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77个，占县（市、区）总数的86.5%。其中，实体化中心已建成49个。 一个个中心的建立，解决了什么问题？矛盾纠纷化解“最多跑一地”到底如何实现？哪些经验值得推广借鉴？又面临着什么症结？ “老娘舅”遇到新难题 诉求复杂化，治理待升级 一颗门牙“磕”到了5个政府部门。这是舟山普陀区市民鲁旻（化名）的“奇遇记”。 那天，小鲁在一小区门口人行道行走，被高出路面的窨井盖绊倒，磕落一颗门牙。小鲁想提起赔偿，脑子里冒出一堆问题：这个窨井谁管的，城管局、住建局还是小区或街道？我怎么证明是被这个窨井盖绊倒的？可以调取路边监控摄像头的视频作证据吗……想着想着，她的牙更痛了。 其实，小鲁的纠结也经常在你我周边上演：一场邻里间的口角，可能起因于民间借贷，还因打架斗殴成为治安案件；一个网上投诉的帖子，可能牵扯到劳资纠纷、消费争议，涉及数百人的荷包；一根电线杆倒了，电力、城管、住建等多个部门都有部分责任…… 一幕幕社会治理领域的“现形记”都指向一点：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矛盾和冲突的复杂程度日益上升，牵扯多个管理部门的事情越来越多，社会治理亟需实现综合化。 “老娘舅越来越不好当哦。”当了30多年“老娘舅”的富阳人叶德年感叹。他曾接到一起邻居吵架案的调解申请，上门一了解，发现两家新旧账已经结了数十年，派出所、法院、街道单独都去调解过，但收效甚微，光靠“老娘舅”一张嘴已明显化解不了。 过去5年，在全省范围内，像“老娘舅”这样的人民调解组织共受理各类矛盾纠纷360余万件，但不少“老娘舅”底气越来越不足，一听到是工伤、劳务、交通肇事等纠纷，会直接建议双方当事人“多跑个地方”，比如去法院提起诉讼。 不止是“老娘舅”的烦恼。多位县（市、区）的信访局长向记者表示，来自群众的信访件大多涉及政策或行政行为，但信访工作机构的主要职权是交办和转送，并没有对相关事件的管理、处置的职权。一旦信访事件涉及的部门一多，信访部门得多方协调，难度较大。 一边是群众诉求复杂化亟须解决，一边是传统治理方式有待升级。专家认为，社会治理综合化、专业化程度不高，成为横亘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路上的“大山”，创建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势在必行。 台州椒江区信访局局长叶华刚说：“我们亟需扭转‘单打独斗’的局面，给群众提供一站式、一条龙服务。” 今年3月底，全省建设平安浙江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努力实现接访、矛盾纠纷化解“最多跑一地”。 5月下旬，省委政法委制定印发《关于探索建设县级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信访超市）的指导意见》，标志“最多跑一地”改革从地方探索转向规范性的全省实践。《指导意见》要求到年底实现县（市、区）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全覆盖，县城矛盾纠纷就地化解率逐步提高。 宁波镇海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通过调解，外来务工人员现场拿到被拖欠的工资。 “大医院”全包来诊治 服务一条龙，代办解心结 在舟山普陀区，群众给“最多跑一地”找了个形象的比喻——进综合性的大医院去“治愈”矛盾纠纷。
“最多跑一地”到底怎么跑？浙江哪些经验值得推广？
2019年10月08日 15:06:50 星期二 浙江新闻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