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唱衰香港的人，他们错在哪？

　　【环球时报赴香港特派记者 王雯雯 黎巧毅 崔天也 环球时报记者 范凌志 陈青青】9月6日，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将香港的信用评级由“AA+”转为“AA”，并将评级展望由“稳定”转为“负面”。同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明确表示不同意该机构的下调决定。“东方之珠”的经济韧性是否足以支撑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有人担忧，有人淡定”，这是《环球时报》记者与几位金融业“港漂”交流后的感受。而作为权威人士的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陈德霖，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则信心满满：“香港的金融及银行体系多年来建立了强大的缓冲和抗震能力。”他预期“一带一路”投资和人民币国际化会良性互动、双轨并进。他同时透露，香港金融管理局正与内地研究合适的金融措施，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港漂”们的感受：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影响心情

　　“近期的事件令国际上对香港管理、法治质量及效率的观感受到长期损害，并对营商环境的稳定性和活跃程度产生质疑。”这是惠誉在下调香港信用评级时提到的理由。

　　拗口的书面语折射到现实中，化成一些从业者的焦虑。有香港媒体报道称，以往内地游客青睐的购物胜地铜锣湾如今遭遇“零售寒冬”，该区域已经涌现逾40间吉铺(意为“待出租的空铺”，因为粤语中“空”与“凶”谐音，不吉利，故以“吉铺”代称)，“街上仍然人流不绝，惟‘拖箧’(拖旅行箱)旅客寥寥可数。部分服饰店仍有不少市民光顾;反之‘自由行’热点药房、化妆品以及名店则无人问津”。

　　与零售业的惨状相比，《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几名金融业“港漂”的处境相对稍好。赵先生是学IT出身，在香港读研，毕业后顺理成章地留在了香港。但香港IT行业发展比较局限，于是他转行做了金融。近期的动荡对他的个人安全并没造成太大影响。“非要说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影响心情。”赵先生说，“从事保险、银行等金融服务业且直接面向内地客户的人员受到的影响很大。由于做保险和银行开户，需要客户至少亲自来港一次，因此不少客户由于担心香港不安全就放弃了。”

　　丁雪曾在武汉高校读金融系，毕业后投身香港金融业，在她看来，最近的骚乱是“点对点”的。“新闻会给人一种香港正处于‘全面骚乱’状态中的印象，但实际上，只要不去发生冲突的中心地带，就还是安全的。”丁雪说。

　　另一位金融“港漂”姚先生来港工作已有6年，依据法律，明年他就能拿到永居资格，并可以考虑购房。9月1日，暴徒在东涌大肆破坏，从珠海回来的姚先生不得不从港珠澳大桥口岸步行两个多小时回到位于东涌的家。姚先生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他有点退缩了，“如果目前的局势继续恶化，(我)可能会考虑去上海、深圳发展。但目前，我还是相信香港的优势吧”。

　　“香港并没有因为过去两三个月的混乱而影响了‘一国两制’，亦没有影响我们的法治精神;反之，令我们更有决心维护‘一国两制’、维护法治精神。”6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如是说。

　　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香港的“跳板”角色在过去十年有所变化

　　在惠誉下调对香港的评级后，有港媒鼓噪称“一场阻击香港的完美风暴正在慢慢形成”，但这种论调很快被专业人士否定。有媒体7日引述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执行院长铁军的研究表示，评级机构在做主权评级时，既得不到关于这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情况的非公开信息，也无法获得可比性的公开信息(国与国之间的资料获取和披露差别很大)，因此，主权评级的科学性可能最差，远远低于公司债券和结构化产品评级的严谨性。

　　一些媒体鼓噪“完美风暴”，不免让人想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我在明，敌在暗。”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陈德霖这样回忆当年惨烈的“金融厮杀”。“香港有潜在的经济问题：一是巨大的楼市泡沫;二是家庭负债率偏高;三是企业尤其地产发展商过度借贷;四是香港贸易赤字达到GDP的3%，进口消费多于出口，显示经济过热，加上港元金融市场规模不大不小且流动性高，资金进出自由，难免令香港被国际炒家垂涎。”

　　当下香港所扮演的金融角色与1997年时并不相同。陈德霖说，自内地改革开放开始，香港一直是外资“走进去”的首选跳板，自有数据统计以来，外资进入内地的最大来源地一直是香港，比例经常占一半以上。香港的跳板角色在过去十年亦有所变化，过去发挥单一的“由外到内”功能，现在变成兼任“由内到外”。内地对外直接投资中，香港的占比亦已超过6成，反映香港是内地资金“走出去”的首选跳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