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苹果的另一面，谈谈手机行业的ESG

2020年春季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供应链中断，需求弱化，手机出货量大幅下滑。第一季度全球手机出货量同比下滑12%，仅2.76亿部。其中，苹果iPhone的销售量为3670万部，而华为在美国贸易禁令之下，芯片供应及软件授权均受影响，手机销售量同比下滑17%至4900万部。

对一家手机厂商而言，供应链至关重要。供应链中断会导致供需失衡、质量欠佳等问题。因此，苹果在供应链管理上也不遗余力，在供货速度、成本、质量等各方面都持续优化。

库克在2011年接替乔布斯成为苹果首席执行官，此前他是首席运营官。当时库克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公司全球销售与运营事项，其中包括苹果供应链的管理。

苹果现在每年定期发布《供应商责任报告》、《环境责任报告》，并要求供应商遵守相关的行业标准和行为准则。在社会压力之下，苹果还披露了《供应商名单》，其中包括两百多家供应商的名称和地址。这在十年前难以想象，当时苹果以保密为由，拒绝透露供应商信息。

苹果产品的精美，大家有目共睹。但它在ESG（环境、社会及治理）方面的变革历程则少为人知。让我们从苹果的另一面，来谈谈手机行业的ESG。

苹果的另一面

在今年新出炉的《供应商责任进展报告》中，苹果列举了供应商在社会、环境两方面的责任，并披露了它的新进展。报告同时提到，苹果是首家荣获中国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指数卓异品牌的企业。

苹果在ESG方面力求表现，这是时代趋势下所必需的改变，背后理由除了法律法规的要求、环保人士的监督外，还有来自股东的压力、行业同侪的期许。

从环境人士的监督看，九年前首先对苹果发难的，正是IPE。当时它联合了自然之友、达尔问等民间环保组织，前后发布了两份报告，披露苹果手机亮丽外表后不为人知的阴暗面。

第一份报告以《苹果的另一面》为题，于2011年初发布，揭示了苹果在华供应链中存在的各种疑虑，涉及职工安全、环境污染、劳工权益等，问题多端。例如，2008年联建科技公司要求员工用正己烷替代酒精，擦拭手机显示屏。正己烷挥发速度快，可提升工作效率，降低次品率。但是，正己烷对健康有害，最终导致49名员工慢性中毒，造成神经损伤。2009年更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富士康员工坠楼事件，前后共12起，引发了世人对苹果供应商劳工权益的疑虑。另外，苹果供应商的环境污染案例亦层出不穷，当年就高达27例，甚至有多家供应商在夜阑之际以暗管非法排污。

对于这份报告所指问题，苹果迟迟未予以回应，这惹火了民间环保组织，决定更深入调查苹果供应链的问题，其后以“污染在黑幕下蔓延”为附标，发布第二份《苹果的另一面》。这份报告更把苹果和惠普、戴尔等公司相比，以凸显苹果的躲闪、逃避和不透明。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苹果终于开始转变态度，与IPE等民间组织展开对话。

股东积极参与

除了环保组织外，各利害相关方也对苹果施压，要求改正，包括苹果最不能忽视的投资者。

针对苹果产品对青少年用户的负面影响，笔者曾撰文《扭转苹果：股东积极主义在国内可行吗》（2020-05-26，澎湃商学院），提到股东以积极行动对付苹果，以期扭转其负面行为。事实上，股东对付苹果，早在2007年就已开始，当时ESG资管机构Trillium就曾依股东之意代行权利，向苹果提交股东议案，要求消除产品中的两种有毒物质：含溴阻燃剂和聚氯乙烯塑料。这类提案最终固可进入年度股东大会，成为被表决的议案，但更常见的诉求是成为一个抗议运动的集结点，藉以要求企业改变不当行为。企业通常在考量利弊得失后，会同意自动整改，以交换提案在表决前就被撤消。

这个方法果然奏效，苹果公司承诺在一年过渡期内，逐步放弃使用含有有毒物质的零部件。面对众多对苹果环保问题的指责，乔布斯更主动出面，坦承苹果存在的问题：“苹果在创新领域是领导者，我们希望也能成为环境领域的领导者。”

2010年，Trillium的关注点是富士康的多起员工坠楼事件，它与其他四十多家投资机构共同发表公开声明，谴责苹果供应链工作条件恶劣的问题。不久之后，公平劳工协会（FLA）针对富士康的劳工权益及工作条件进行了调查，并要求富士康打开大门，由董事长郭台铭亲自带队引导媒体及劳工团体参观。一系列的积极行动，终于促成苹果及富士康的整改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