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de in 长安

　　厂里的男工。

　　长安镇夜晚的小摊贩。

　　到长安打寒假工的大学生。

　　一栋有些老旧的厂房楼上挂出招租广告。

　　顾西原站在新厂里，面带愁容。

　　长安镇傍晚下班时分，工人们离厂。

　　长安镇一家承接3D打印业务的公司。

　　一个小女孩儿在街边写作业。

　　长安汽车站等车的人。

　　工厂的零件。

　　中国有12个长安镇，唯独它，最不像镇。

　　这个只有81.5平方公里的小镇，2019年GDP超过760亿元，是广东省东莞市32个镇街中最高的，是中国内地很多县城的数倍。它与深圳一河之隔，往西是虎门，往南是珠江口。有一句话能够显示出这里“世界工厂”的地位——“东莞堵车，全球缺货”。全球每年生产的智能手机，每8台中有1台是这里生产的，因为vivo与OPPO是长安镇乌沙村的“租客”。

　　这里94%的人都是外地人，这里的租客，大致分两种：老板、工人。顾西原也是乌沙村的“租客”。他租赁的厂房离OPPO工业园区的直线距离只有500余米，不过比不了OPPO，他的企业只是生产一些不起眼的风机、五金制品或者冲压模具。那些配件，是中国制造业产业链条上不那么被关注的一环。

　　往年过了正月初七初八就喧闹起来的长安镇，在2020年的春天，因为疫情，显得格外安静。

　　2020年2月7日，东莞市公布15项减租减税等措施，支持莞企共克时艰。即便如此，一些负面影响还是无法消除。原本每个月能够拿下300万元订单的生产线，闲置近半，顾西原告诉记者，这次全球疫情对他的冲击高达50%。

　　5月2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组数据显示，2020年1-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12597.9亿元，同比下降27.4%。

　　按照原计划，顾西原准备在2020年轰轰烈烈地干一把，实现“产值过亿”。先是2019年3月，他在湖南省一个县签下新智能农机的生产项目，并注资900万元成立一家新公司，接着在东莞市东城区租下三层楼置办了新的厂房，与一家全球著名的德国风机制造商签下2000万元的风机生产合同。

　　一切都搁置了。

　　打工的日子

　　把部分企业搬离长安，转移到中部，顾西原作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

　　长安路边，卷帘门上挂着的花花绿绿的招牌上，多写着“五金”“机械”“模具”“不锈钢”“抛光”。2018年的数据显示，这里聚集着五金模具生产企业1500多家、个体工商户6800多家。老板们常说，不出长安，可以买到你需要的任何配件。在穿镇而建的太安路，买模具甚至比买烟都容易。

　　完整的产业配套，是很多企业老板很难割舍下长安的理由之一。但他们也发现，多年以前长安的很多优势，正在消失，比如房租、招工、人力成本等。

　　黄代菊早就察觉到长安以及制造业的微妙变化。他已在制造业里摸爬滚打31年，他的一家模具加工厂开了24年。眼下，员工忙着用3D技术打印出白色耳机壳儿。

　　厂子的规模不断缩小，工人越来越难招，如今每年保持着300万元左右的流水。“可能比上世纪90年代挣3万元更难过日子。”身在其中的他，看得很淡。“吃鲍鱼是过，吃青菜喝粥也是过。”

　　1973年出生的黄代菊，用一口粤语普通话说，“广州以前是没有工业的。东莞这边就是一片烂地。”如今门外就是省道上的一架叠起的立交桥，货物经此流向世界。

　　有人用“富得流油”来形容长安镇；有媒体2008年曾报道该镇修建可容纳4000人办公的政府大楼，引起争议；本地农民别墅群的社区新居与打工者拥挤简陋的集体宿舍共存于此；房价已涨至每平方米3万元。

　　“这大街上估计都看不到一个长安本地人。”一个外地人说，他们(本地人)大多就是靠租金，家里要是有厂房的人，根本就不愁吃穿。

　　25年前，小学文化水平的21岁的顾西原，成为长安当年数十万流动人口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