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外商投资者预期 提振市场信心

从一季度数据看经济大势（3） 郝红梅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传播性强、涉及面广、负面影响大，各行业的外资企业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更影响了新外商投资的进入。2020年一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国实际使用外资312亿美元，同比下降12.8%（不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但流入高技术服务业的外资仍延续了较快增长态势。一季度，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5.5%，占服务业比重达29.9%，其中，信息服务、电子商务服务、专业技术服务同比分别增长28.5%、62.4%和95%。表明随着我国服务业扩大开放步伐加快，越来越多外商看到了中国服务业发展所存在的或潜在的市场商机。

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扩散，市场恐慌情绪蔓延，资本市场动荡，资产价格下跌，总体需求减少，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急剧升高。全球范围内投资贸易领域面临的负面冲击未来还将持续，贸发会议预测疫情使全球FDI下降5%至15%。现在要准确评估疫情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影响还为时尚早，但目前要稳定投资者预期，提振市场信心，避免外商对我国投资环境的认知和评价产生大的转变。

疫情对我国吸收外资短期和中长期影响

投资促进活动受阻。受疫情影响，来访的外商团组和出国招商团组大量取消或推迟，部分在谈的外商投资项目延缓，一些在建的外资项目推后，这影响了对外经济业务的开展，给招商引资工作带来巨大变数。

扰乱了企业的正常运行节奏。从生产角度分析，产业链终端、面向消费者的外资企业受疫情冲击最大，影响也最直接。对外资工业企业的影响主要是物流中断和疾控措施引发的供应链中断。外资制造企业面临的市场需求不振、利润率不高、税费负担重等长期性问题更加凸显。

外部疫情的输入性回流及病毒未来变异的可能性，将一定程度上加剧我国疫情防控压力。外部疫情通过贸易、投资、金融、产业链、人员跨境流动等渠道，对我国产生多重不利影响，现时人员往来和投资活动几乎陷入暂停状态。

投资者信心受损。除直接和短期影响外，疫情对我国吸收外资的间接影响和滞后影响也不容忽视。疫情对我国经济的直接冲击很可能是短期的，对全年经济增长不会产生转折性影响，但因其严重影响人的生命安全，由此造成的心理冲击和心理障碍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这种影响更为深远，也很难进行估算。市场信心受到一定损伤会使投资者形成相对固定的预期，从而对中长期投资行为作出调整。

延缓外资在中国的投资布局。疫情冲击令企业收入和利润呈现双下滑态势，增大了中国投资环境以及外资企业供应链体系的不确定性,再叠加此前中美贸易摩擦的担忧和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无疑会进一步减弱外商的发展信心，导致其调整生产布局，加速产业链外移，避免过度依赖在华产能。

我国吸收外资面临的环境将更加严峻

外资增长空间受国际投资格局变化的制约。当前，受各国宏观经济稳定性和外国投资政策的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规则和政策都呈现新的发展趋势，多边贸易机制推进缓慢，国际经贸规则加速重构，全球产业链深度调整，国际竞争态势更趋激烈。在国际投资领域，投资保护性规则的影响增大，近年来增加投资限制措施和行政程序的势头持续存在，特别是美国投资保护主义政策逐步落实，对国际资本形成吸纳效应。这些政策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传递效应。我国“成本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外商投资受到了来自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双向挤压。

经济增速放缓降低了中国市场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中国经济增速在过去几年已经出现了增速持续放缓的迹象，资本回报率有所回落，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传统引资要素竞争优势减弱。投资者对经济增长和金融风险等问题的担忧，降低了中国市场对境外资本的吸引力。疫情的出现将加大国内经济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大投资者对经济下滑的担忧。

中美贸易摩擦的滞后影响。由于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下降，为降低成本，规避风险，部分企业原有的增资扩产计划已暂停，加快将产能向周边转移，信息电子、机械、轻工、纺织、服装等行业部分企业面临停产转产、工人失业等风险，疫情会进一步加大这些负面因素的作用。

制度性因素对外商投资的影响不容忽视。我国吸收外资增速放缓，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一些体制性和政策性因素的制约，使我国外资经济的发展潜力还没有能够充分释放。我国外商投资环境在市场准入、市场竞争、法律政策、政府管理服务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短板，公平、透明和可预见的法治环境还有待进一步形成，统一协调和有效监管的体制仍然缺位，这些都使外商对发展环境、发展预期和长期投资信心不足，一些外商对开展中国业务犹豫不决。

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的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