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迪观点丨释放数据要素红利，全方位赋能中小

当前，人类社会进入以数字生产力为主要标志的数字经济新阶段，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各行业各领域深度融合，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创新发展的战略选择。在新冠肺炎疫情催化下，我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被进一步激发，以应用新技术、探索新模式、培育新业态化“危”为“机”的意识显著提升，但同时也深受“不会转”、“不敢转”、“不能转”问题困扰。4月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 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提出“深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聚力中小企业数字化能力建设，打造大中小企业、产业链上下游和跨行业协作融通的数字化产业链，构建“生产服务+商业模式+金融服务”跨界融合的数字化生态，对于加速产业数字化转型、培育数字经济新动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一、《方案》坚持问题导向，直面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痛点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占企业总数的90%以上，贡献了全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和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在经济下行和疫情施压的大环境下，中小企业进入生死存亡困局，亟待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突围”，但也因为理念、技术、管理、资本等约束推进不畅、转型受困，成为数字化转型大军中亟待“帮扶”的群体。

数据决策思维欠缺，路径依赖“不会转”。一方面，中小企业较多用技术思维推数字化，对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孪生、区块链等新技术盲目推崇，惯于数字技术解决单点单环节应用问题，对于“用数据做决策”从观念上接受到在经营中具体采用还有待一个逐步深化过程。另一方面，中小企业种类数量庞多，反映到数字化转型需求亦是“千企多面”，模仿或照搬他人经验无法解决自身实际痛点。

数字运营模式不明，成本约束“不敢转”。数字化转型是系统性、长期性、高投入工程，成本与收益在何时、何种程度上达到平衡难以准确界定。同时，中小企业也缺乏充分的数字平台或数字业务运营经验，在如何选择技术平台、变革业务流程、培育商业模式方面始终是“摸着石头过河”。有形的数字化解决方案采购、建设成本，以及无形的路径选择、经验学习成本不断叠加，使得转型投资回报压力倍增。

数据管理能力偏低，基础薄弱“不能转”。中小企业不仅数字技术掌控能力不足，在数字化组织建构、规模化数据管理等方面亦是力不从心。中小企业领导者集权、家族化管理现象普遍，较少设立专门的管理部门，职能分工、业务流程不严密，与高度自治的数字化组织管理需求难以适配。此外，我国企业数据管理能力普遍不足，DCMM(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模型)等管理工具普及程度不高，中小企业更无前车经验可循。

二、《方案》“三位一体”施策，明确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发力点

重视施外力赋能、提升企业数字化新能力。数字化转型涉及理念创新、技术应用、业务重构、组织优化、制度变革等一系列内容，关系质量、效益、成本管理方方面面。《方案》力图调动政产学研用金各方力量，通过“政府补平台，平台做服务，服务促转型”，引导平台企业、数字化服务商等以短期限免形式开放转型资源和服务，以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为支点汇聚公共资源、撮合转型供需方，从政策手段创新到解决方案能力提升、再到数字化方法和工具扩散，全方位赋能中小企业转型进程和创新成长，不同程度地破解制约中小企业转型的“三不”问题。

强调修内力重塑、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企业数字化转型本质是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战略、业务、组织、人员深度融合，更精准定义用户需求、更大范围动态配置资源、更高效提供个性化服务，催生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促进生产方式、组织模式和产业形态变革。疫情期间，零售、教育、医疗、旅游、餐饮等领域涌现出大量在线产品和服务，经历了从“被转型”应对不足到“主动转型”快速迭代创新的转变。《方案》提出大力发展共享经济、数字贸易、零工经济，疏通新零售、在线消费等数十种新业态新模式的政策堵点，有助于建立新兴消费市场，帮助转型企业拓展数字化经营方式、盈利模式和价值成长空间，从根本上激发中小企业推动转型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