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韧性？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国是个大国，韧性强，潜力大，回旋余地大。这为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经济走向指明了方向、坚定了信心。实践告诉我们，看待任何事物和任何问题都不能采取主观和片面的态度，否则就容易陷入机械论和唯心主义。看待经济发展这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更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客观、全面、辩证、积极的立场方法。不可否认，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是比较大的。这是问题的一方面，不能回避。但是重要的不是问题本身，而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客观条件和能力。我们更应该看到，保持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发展的基本条件并没有发生改变，中国经济仍然具备韧性强、潜力大、后劲足的特征。

　　一

　　经济学理论认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几个关键因素包括：资本、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资源、科技创新、生产组织效率、投资需求、消费需求等等。就我国的现实情况来说，我国有着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庞大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这些客观条件和显著优势，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发展积累形成的，也是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起点和基础。

　　从物质技术基础方面来看， 2019年我国经济总量已经接近100万亿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二。市场主体超过1亿，世界500强上榜企业数量已与美国相当，诞生了华为等一批位于全球产业链中高端的跨国企业，经济活力不断增强。我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供应链体系健全、产业配套能力强、生产组织高，这也是我国能够成为全球第一制造大国、全球产业链不可或缺的国家的原因。同时，我国的科技水平正在从跟跑到并跑、领跑阶段迈进，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2019年中国创新能力居全球第14位，排名连续4年上升。

　　从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方面来看，首先，我国人口超过14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近4亿，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这样庞大的人口规模特别是中等收入群体，也必然会带来旺盛的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其次，我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为60%，与高收入经济体80%左右的水平还有较大差距，而未来我国的城镇化率将以每年1%的速度递增，这必然会带动投资消费的快速增长。再次，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特点较为明显，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较大。差距就是发展的空间，比如基础设施投资，虽然我国已经形成比较完备的现代基础设施网络，但是目前我国人均基础设施存量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的20%-30%，许多领域仍存在不少短板，这为投资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和潜力。

　　从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方面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是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有近9亿劳动人口，劳动力资源绝对量庞大。同时，我国一年大学毕业生有800多万人，1.7亿受过高等教育和拥有专业技能的人才，9100万科技工作者。这些丰富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显著地提高了我国的知识创造能力。截至2019年年底，国内(不含港澳台)发明专利拥有量达186.2万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13.3件，提前完成“十三五”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转为“人才红利”，积极效应正加速显现。

　　综合来看，雄厚的资本积累、强大的高效率的生产制造能力、完善的产业链、广阔的市场需求以及巨大的“人才红利”，这些供给端和需求端所存在的发展潜力和发展势能，决定了我国经济仍然具有巨大的韧性，具备长期向好的客观条件。

　　二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条基本原理说明了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在探讨经济发展时，不能仅仅局限于资本、能源资源、技术、劳动力等资源禀赋，还必须充分考虑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制度体系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

　　如果把经济发展的客观条件当作一个舞台，那么即使是具备相似的客观条件，不同的国家在这个舞台上也是会导演出良莠不齐的剧目来。纵观世界进入工业革命的历史，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真正能够实现经济长期较快较稳定发展并完成工业化的非常少，有的国家虽然有着丰富的石油、矿产等能源资源，但是却陷入了“资源诅咒”；有的国家虽然曾经一度取得了较快的增长速度，但是却因为采取了错误的经济政策而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有的国家因为政治制度出现问题，政权倒塌，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动荡、经济凋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的一些国家就是最显著的例证；还有不少国家因为没有找到正确的发展道路，一直徘徊在不发达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