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反腐的重点方向在哪儿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2021年1月22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

 

    此次全会，中共中央对当前的反腐态势做出新判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上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尽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必须清醒看到，腐败这个党执政的最大风险仍然存在，存量还未清底，增量仍有发生。

 

    近年来，中共持续推进高压反腐，新的挑战也在形成。习近平在此次全会上指出，传统腐败和新型腐败交织，贪腐行为更加隐蔽复杂。多位受访专家指出，这意味着反腐败需要新思路，即针对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腐败，采取不同的策略。

 

    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次全会后，反腐败工作的核心就是要为“十四五”建设服务。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全会标注了反腐败的重点方向，金融、国企、政法等领域反腐败工作将进一步深化。

 

    鱼塘里的网越收越紧

 

    2021年开年的短短11天时间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就密集发布了7名中管干部的处分通报。纵观2020年，中央层面“打虎”同样保持高频节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数据显示，2020年共有18名中管干部被查。这18人中有3人在部委担任重要职务，13人为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其余2人则是央企领导人员。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腐败也是一个“传染病”，从个案上就能观察到大量的“传染现象”。

 

    2021年1月播出的一部名为《清流毒——云南在行动》专题片，披露了秦光荣案的大量细节。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被认为是云南政治生态最大“污染源”，带来的是“源头式”污染。为肃清秦光荣流毒，云南列出了一份详细的名单，涉及云南城投原董事长许雷、云南省台办原主任张朝德、峨山原县委书记姜兴林等一批攀附秦光荣的干部，以及苏洪波、杨勇明、舒保明、白建丽等一批政治骗子、政治掮客。这也是云南山头文化、“头人”意识、圈子特色等官场亚文化在现实中的映射。

 

    多位受访学者认为，这类官员属于位高权重的“关键少数”，一旦陷入贪腐的深渊，将成为潜在的腐败传播者。为扎紧制度笼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建立了中管干部职务犯罪案件的“一案一总结”制度。

 

    反腐处于高压状态，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也悄然进入深水区，此次的全会公报多次提到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要破解对“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

 

    从目前的制度设计来看，下级纪委书记由上级纪委提名考察，实行双重领导体制的同时强化了垂直监督，增强了对地方反腐败的领导。任建明认为，目前同级监督有了一些实质性的变化。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制度设计上，原先的双重领导，是以同级领导为主，上级纪检系统只是业务指导。而现在推行的“一为主两报告”制度，使得地方纪检监察部门查办案件过程中，涉及到同级地方政府的案件线索，报告同级党委的同时，还必须要向上级纪委进行报告。不过，毛昭晖认为，纪检监察部门的独立性目前更多体现在具体办案的治理效能上，但是从日常监督的独立性来说，实际上还是受制于同级党委，问题并未解决。

 

    事实上，此轮改革并非单纯通过纪委来监督同级党委，更强化了通过巡视巡察的制度安排。2021年1月4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4名中管干部受到党纪政务处分的通报。这4名落马“老虎”中，中粮集团原总会计师骆家駹、原中国船舶重工集团董事长胡问鸣，均是根据中央巡视发现的问题线索被查处。

 

    中纪委网站显示，2020年，十九届中央第三、四、五、六轮巡视均取得新进展，巡视全覆盖任务完成率超过70％。任建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中央巡视组的监督威力犹如利剑，但各省级层面巡视效果会有差异，层级越往下，巡视效果还会出现衰减的趋势。此次全会提出，要推进巡视巡察上下联动，充分发挥党内监督利剑和密切联系群众纽带作用。

 

    高压反腐所形成的制度压迫力，正迫使越来越多的贪腐官员主动收手。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将其形象地比喻为，鱼塘里的网越收越紧，大鱼小鱼都感觉到了。

 

    政法反腐需加大力度

 

    在此次全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强调，聚焦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严肃查处对党不忠诚、阳奉阴违的两面人，对政法系统腐败严惩不贷，对扶贫、民生领域腐败和涉黑涉恶“保护伞”一查到底。

 

    中纪委网站的数据显示，作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收官之年，2020年1至11月，全国共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2.96万起，给予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党纪政务处分2.54万人，移送司法机关2383人。

 

    2020年，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委原书记傅铁钢，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巡视员王志刚，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李庄浩，陕西省汉中市委原常委、秘书长牟晓非等一批“保护伞”被打掉。截至2020年10月底，全国扫黑办挂牌督办的111起案件中，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及“保护伞”4100余人。

 

    李永忠表示，司法是社会正义最后一条底线，政法机构类似于“守门员”的角色，政法官员腐败，导致底线被突破所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

 

    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刑法室主任、中国犯罪学学会副会长魏昌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司法权力在运行的过程当中，最大可能会受到引诱、遭到侵蚀。如果相应的制度规范，特别是“不能腐”的规范，没有系统性地建构起来，那么司法腐败非常容易发生。

 

    这种特征在一些落马的“老政法”身上，表现明显。2019年8月，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张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张坚长期在政法系统任职，曾任湖北省监狱管理局副局长、局长，湖北省司法厅副厅长，湖北省司法厅厅长等。2008年2月，张坚履新湖北省高院常务副院长。2013年1月，在湖北工作多年的张坚异地跨省调任到安徽省高院任院长，2018年1月卸任。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方面的通报，张坚“执法犯法、以案谋私”。通报提到，他大肆干预插手司法执法活动，甚至违规帮助涉黑涉恶罪犯减刑假释、再审改判，破坏司法公正，损害司法公信力，在刑罚执行、案件审理、企业经营等方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一些典型案件背后潜藏着的执法司法不严、不公、不义、不廉等深层次问题得以暴露，‘围猎’与被‘围猎’交织、滥用职权与谋取私利交织、违法办案与利益输送交织等腐败问题浮出水面。为此，要在政法系统开展教育整顿，来一场刮骨疗毒式的自我革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一篇文章指出。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政法系统拥有一般政府部门所没有的特别权力，如侦查权、一些特殊技术调查手段等。政法系统如果不能加强对自身的监督和管理，滥用这些权力的话，不仅会对老百姓造成伤害，也会损害整个司法体制的严肃性。在现实运行过程中，如何对政法权力的使用情况实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仍然需要探索和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