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人口负增长背后的文化危机

 

一切在韩国的意料之中，但韩国人的反应，却又在韩国的意料之外。

这在意料之中的事儿，便是韩国人口的负增长。根据韩国最新发布的数据，2020年，韩国登记人口数为5182.9万人，同比上年减少2万余人。

再具体点说，这一年里，韩国新出生人口数27万余人，死亡人数30万余人，这少掉的2万余人，便是韩国历史上首次人口负增长的人数。

在韩国，人口负增长，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了，早在2018年，韩国便已经作出人口负增长的预测，甚至数字，都大差不差。

但这一民族哀事，彻底刺激了韩国人极端的民族主义。这便是意外的事儿——

一众韩国人开始忧叹：长此以往，一百年后，再无韩国，韩国不用人灭亡，自然消亡了。

这其实是一个民族主义悖论：不生孩子的是韩国人，对民族后继绝望的也是韩国人。

再翻译一下：他们既爱民族、爱国家，又不为民族、为国家生娃。

 

我在之前的视频，也解析过韩国少子化的成因。

概括地说，这背后既有阶层固化的绝望，又有经济压力的重负，既有国家政策的失误，又有文化西化的失控。

如今，少子化已经成为韩国社会的重疾，而在这个重疾暴露在韩国人面前时，韩国也面临了文化上的深层危机。

再具体点说，民族主义作为韩国意识形态的核心，开始在民众中，丧失了感召力和凝聚力。

 

众所周知，发明历史是韩国的一大特色，什么孔子是韩国的、汉字是韩国的、端午节是韩国的、高句丽是韩国的……这种不值一驳的言论，之所以在韩国大行其道，其原因在于：这些言论是服务于韩国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

历史上长期作为中国藩属的韩国，极力摆脱其附属国历史，以极端民族主义，建立独立国家的法统性，甚至于用一种精神胜利法，把自身武装成“历史悠久、文化璀璨的优秀民族。”

我们不能苛责韩国。作为小国，它必须自大，才能求得国民精神上的平衡。韩国，是国格化的阿Q，所以才极力说：我祖上也阔过。

然而，现在，极端民族主义，韩国文化的核心，遭到了史无前例的严峻挑战。

 

生孩子，还是不生孩子。这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

作为个体，韩国人不愿意生孩子，生不起、也养不起，有这个钱，他们宁可去整容；

但作为民族的一员，韩国人又必须生孩子，因为民族延续已然成为一种责任、一种历史使命，难道韩国人，要眼看着韩国自然消亡吗？

于是，韩国人一面不生孩子，一面怒斥其他人不生孩子。嘴巴很正义，身体很诚实，口头爱国带来了文化危机——

究竟民族主义，在民众中，还有感召力吗？

我再说得明白些——

意识形态是用来统一国民主流思想的，由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衍生出一系列价值观，比如爱国、尊老等。

价值观，是指导人具体的社会行动的，这也意味着，价值观没有落入实践中，即价值观没有获得人们的认同。

当韩国不去为了民族生孩子的时候，其实也就意味着，爱国这条价值观，没了意义。既然不会为民族生孩子，就更不会在民族危亡时，舍生取义。

 

当我们把历史拉回20多年前——

在1998年，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爆发，韩国遭遇了经济重创。

1997 年11月11 日，当天韩国的外汇存底只有38.4亿美元，而两周之后，韩国需要偿还的外债就达100 亿美元。政府首次面临信用危机，只能求助于民众。

当时，350万韩国人，约占韩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排成长队向政府捐出黄金，甚至一些新婚夫妻，把自己的“爱情金饰”，也捐出来，与国家共度时艰。韩国民众共捐出225吨黄金，约21亿美金。

抛开对韩国的偏见，这种家国情怀，真的是可歌可泣。这次全民义举，也揭示出，当时民族主义在民众中，有着惊人的感召力。

 

民族主义帮助韩国挺过难关，也帮助韩国经济腾飞，但现在，那些为民族付出的普通百姓，似乎不再信奉民族主义了。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为国家毁家纾难的人发现，他们的钱，给了财阀这一国家蠹虫，而他们的辛勤劳作，却过得越来越穷，甚至孩子的学费都交不起了。

韩国辜负了他们，又怎么苛求他们的孩子，继续为国生娃呢？

 

民族主义，碰到了生存问题，往往也就没了感召力。

人口负增长所折射的民族主义危机，其实病根儿，仍是贫富极度分化的社会顽疾。

强化民族主义的宣传、不惜发明更多诡异的光荣历史，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那不是实实在在的民族自豪，只有让居者有其屋、病者有其医、勤者有其业、劳者有其得，才能让韩国人，重新树立民族主义、建立民族自豪感。这也是走出人口负增长困境的唯一途径。

说到底，民族是由人构成的，人的生活问题不解决，又如何指望民族立于优秀民族之林呢？

人口负增长，是韩国的危机，却也未见得不是好事，它可以纠偏韩国极端的民族主义，也倒逼韩国以背水一战的姿态，解决财阀等社会顽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