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规划与中国发展奇迹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要编制好“十四五”规划，为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擘画蓝图。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五年规划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南，是引导各项具体经济、社会政策的纲领。从1953年至今，中国已制定和实施了十三个五年计划/规划。

 

　　新中国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52至1978年间年增长率达6.1%，1979至2019年经济增长率达9.4%，创造了人类经济增长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与持续时间最长的高速增长奇迹。同时，中国实现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的全方位发展。70年过去了，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在发展历程中，始终坚持国家规划制度，并持续地进行转型，不断发挥其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

　　引领中国实现了阶段性、跨越式发展

　　建设时期的五年计划对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大推动作用。新中国的工业化是从“一穷二白”起步的，当时中国的人均GDP只有119元，工业比重很低，资本极度匮乏，1952年人均储蓄只有1.5元，中国不可能走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通过殖民、掠夺等方式来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的老路，只能依靠计划体制集中全社会的有限资金来发动与推进工业化，使得中国经济发展突破低水平均衡陷阱。这一时期我们保持了很高的积累率，大量资金投入到增长的基础部门，对基础设施、工厂建设进行大规模投资，国家大约投入了7000多亿元资金，建设了3000多个大中型项目，这消除了增长瓶颈，促进了经济起飞；超越了简单的比较优势发展模式，在西方经济封锁的条件下，将重工业作为优先发展部门，建立了具有自主能力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推动了工业化快速发展，1953至1978年间，工业年增长率达到了11.4%，工业比重每年平均提高1个百分点。五年计划能够引导有限的社会资源向弱势群体流动，通过粮食统购统销、农村合作医疗、普及初级教育等方式，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很大程度解决了几亿人民的基本民生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的五年计划为市场经济转型提供了稳定机制。改革开放后，与苏联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休克疗法”不同，中国走了一条渐进的市场经济转型道路。通过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市场调控三条轨道并行，并逐步缩减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的范围，扩大市场调控的范围，逐步减少计划对于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计划轨道为经济体制转型提供了稳定机制，保障了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部门稳定，避免了转轨国家普遍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商品短缺、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经济增长出现漫长衰退期的现象。

　　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五年规划起到了发展调控的功能。五年规划不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工具，而是对于宏观调控起到战略导向功能的发展调控工具，为国家发展提供指引与调控的宏观框架。宏观调控主要针对的是成熟经济体的周期性波动，进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整，而发展调控则是综合运用目标治理、项目制、政策篮子等一揽子综合手段，对发展经济体的发展方向、速度与模式进行调控，以实现特定时期的发展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五年规划的发展调控功能进一步强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规划定位进一步明晰，一是市场主体的行为导向；二是政府履行职责的重要依据；三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景。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功能更加明确，推动构建规划定方向，财政做保障，金融为支撑，其他政策相协调的宏观政策协调机制。规划体系进一步理顺，推动构建国家发展规划发挥统领作用，空间规划发挥基础作用，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发挥支撑作用，下位规划服从上位规划，下级规划服务上级规划的规划体系。

　　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走向更高水平的均衡

　　供需均衡。市场并不能自发地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这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危机的根源。规划通过发展战略选择能够促进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拉动经济增长，降低经济增长波动性。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处于消费品短缺经济阶段，头几个五年计划大力发展农业、轻工业，满足了人民的消费需求。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出现了消费品过剩，通过扩大投资，发展重工业，推动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十三五”时期，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削减了无效供给，提升了有效供给，促进了市场出清。“十四五”时期，中国有效需求不足将成为突出挑战，需要通过积极政策扩大有效需求，以实现新的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