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海、蓝海与深海：新中国三代企业家精神嬗变

柳传志退休了。整个中国互联网联想到35年前，那个所有奇迹的种子尚未萌发，空气中却先流淌着变革气息的时代。有人说柳传志的退休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有人说这是新老更替的开始。

无论如何，“教父”的神话在他们转身的瞬间便定格为共和国商业史的标本。但正如刘慈欣所言，给岁月以文明，而非给文明以岁月。他们的精神仍将延续，渗透，并在一代新人的作为中得以新的诠释和回应。

从以柳传志、任正非为代表的第一代企业家产业报国的理想，到第二代马云、马化腾们对平台价值最大化背后的“连接”思维与底色，再到如今王兴、张一鸣之流对巨头的反叛与独立，以及张楠赓、陈天石、戴文渊等硬核技术新秀并起，站在2020这新十年的路口，没有徘徊与踟蹰，80后中的佼佼者们正经历一场从创业者到企业家的身份蜕变。

他们将肩负起掌握硬核技术，实现自主创新的历史任务。

第一代：下海——家国情怀下的路线抉择

从“92派”开始，一批从体制内“叛逃”的年轻人脱离组织庇佑，独自面对日后的甘苦荣辱。市场经济的汪洋中，有浪花也有暗礁。尽管人们用“下海”来形容这一冒险之举，却依然无法抵御对财富与自由的追逐。

柳传志的企业家之路则要往前回溯8年之久。1984年，虽然距离正式提出改革开放已有6年，但中国人仍然要靠粮票、布票来换生活。

这一年，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11位成员聚在一间仅有20平米的传达室。这些人大多已过人生半程，即便最年轻的柳传志都年届不惑。他们做出了也许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成立一家公司——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

1984年中科院计算所南门的传达室 图源网络

市场经济的大门刚打开一条缝隙，相关的法律和商业规则还很滞后。一群常年在象牙塔里做研究的中年人，“下海”后首先面临的就是生存问题。虽然拿到了所里资助的20万启动资金，但他们很快就领略了商业世界的残酷。被骗光了14万之后，柳传志一度带着同事在中科院计算所的门口摆地摊。

一年后，这家公司走进了一位工程师。他是倪光南，中科院计算所第六研究室的副研究员。彼时，不能显示和处理汉字，是计算机在中国普及商用的关隘。

而倪光南正是第一个教会计算机说中国话的人，由其自主研发的“LX-80联想式汉字图形微机系统”恰逢80年代小型机风潮，柳倪二人一拍即合，适用于PC机的初代汉卡系统一经推出便获得巨大市场成功，这也是公司日后更名为“联想”的由来。

转折点发生在1994年。外资PC大举进入中国，联想汉卡销售遭遇困境。倪光南坚持加大对“中国芯”的技术投入，而柳传志则坚持先生存再发展的路线。“柳倪之争”爆发，这场争夺以解聘倪光南告一段落。

图左： 柳传志 图右： 倪光南 图源网络

对第一代企业家而言，他们或许是中国商业史上最为撕裂的一代：在报国理想与挣扎求存中取得平衡。正如柳传志日后所言，现在的企业比的是谁跑得快，那时的企业比的是谁能活下来。

柳倪之争后，联想与戴尔、康柏和IBM等交战。这期间柳传志决心殊死一战以捍卫国有品牌，进行了企业内部的大力改革，1997年联想电脑市场占有率升至第一位。此后的联想更是鲸吞了IBM个人PC业务，一举成为民族品牌胜出的标志。

五年后，联想超越惠普成为全球第一大PC厂商，其成就足以配得上“产业报国”。而曾经的首席工程师，倪光南则一直坚持国产芯片研发和Linux等开源软件的推广。

如果说柳传志选择的“贸工技”是当时多数企业家韬光养晦的无奈之举，那么任正非的“技工贸”路线则显得激进。在柳传志带领联想走“贸工技”道路的这一年，华为成立中央研究部，在营业额首破1亿后就立刻投入交换机ASIC芯片的自主研发，仅仅是芯片设计最后的“流片”环节就花费了华为彼时几乎全部的外汇储备。

去年9月的一场媒体见面会上，一张“烂飞机”的照片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任正非以这架弹痕累累的伊尔-2隐喻自身所面临的处境——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及其70家附属公司列入管制“实体名单”，禁止美企向华为出售相关技术和产品。

伊尔-2： 1938年面对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由飞机设计师伊留申率领团队研制的对地强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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