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Margarita Quihuis：用价值重新

科技向善大咖说 · 认知升级

2019年9月，腾讯研究院开始陆续深入访谈全球业界与学界大咖，围绕「何为科技向善」、「如何理解科技向善」的问题，广而寻求见解与共识。包括最著名的网络社会学家卡斯特教授、斯坦福和平科技实验室创始人玛格丽塔教授、创业者/硅谷投资人邵亦波先生、搜狗创始人兼CEO王小川先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院长陈春花女士、北大社会学系邱泽奇教授、清华传播学系金兼斌教授、北师大复杂科学系张江教授等等，从不同的背景与专业出发，分享了各自的思考。

与此同时，我们还将陆续发布的【科技向善案例集·产品行动】；【科技向善·大哉问】等等。

「科技向善」这场大型社会实验的下半场才刚刚开始，而且没有终点，而且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影响它的实验结果。每一个数字公民，都无法置身事外。

若你有更多关于科技向善的好想法，请联系我们。

【科技向善大咖说·第一期】

Margarita Quihuis

斯坦福大学和平创新实验室（Peace Innovation Lab）主任，斯坦福大学说服技术（Persuasive technology）实验室的研究团队成员，负责研究创新，游戏设计思维等。同时，Margarita也是一位行为设计师和社会企业家，专注创新、技术孵化和企业家精神。

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致力于研究、制定标准帮助技术产品变得更加公平、多元、友好，这种实践和科技向善的理念一脉相承，研究院与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对话，探索科技如何向善的可能性。

对话全文如下：

腾讯研究院：你如何评价过去几十年中，互联网产品和服务带来的改变？它带来最显著的成就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Margarita Quihuis：对于当下的每个人来说，新兴的技术产品让人类拥有更多可能性。比如，90年代初的互联网有极强的人道主义目的，它将人们团结在一起、让家庭重聚，真诚地相互连接，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然而，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技术的武器化。在90年代初期很多人认为，人们会像对待另一个人一样对待技术。然而在现实里的人与技术互动中，技术其实无法像人一样去影响另一个人，它会直接说服人们去做一些事情，在后续的测试中技术的这种说服力也被证实。这说明技术有潜在的威胁，同时也没有太多人关注并说我们如何去避免技术的威胁。在这种环境中，很多人在不知不觉就利用技术做了坏的事情。如果将技术比喻成影响说服力，会发现世界上优秀的领袖鼓舞说服别人成为更好的人，同时也有邪教组织利用说服力驱使人们做糟糕的事情。这些说服的技能和策略是相同的，只是看它被用于好的结果还是坏的结果。

显而易见的是，技术已经被用于做坏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更别说评估它的风险，所以我们也无法从社会、经济、政治的层面采取任何措施。这也是为什么斯坦福大学希望关注技术带来的问题，去研究技术伦理学、产品设计伦理等。我们希望创造一个基于价值而非基于效用的世界，只追求利润、投入回报比、商业战略会让企业损失很多，比如损失信誉、尊重，这种损失是用金钱难以弥补的。

腾讯研究院：作为一个行为设计师（behavior designer），您如何将价值伦理运用到产品实践中？

Margarita Quihuis：我们有一套数据标准，可以用这套标准去测量产品，让测试结果来说明产品效果是不是人看期待看到的。不同的产品经理看待世界的方式不同，他们做出来的产品对用户影响的差异也会很大。比如，Twitter是由四位男性设计的，很多男性对安全的敏感度远远没有女性强，身为女性的我们如果置身于一段糟糕的关系中，我们也许会被困住被骚扰，甚至有遭遇暴力的风险，如果这种风险发生在Twitter平台上，可能很难被男性工程师感知，但试想一下，如果发现这种风险的是女性工程师，她们也许会提出一些方法在阻止这些潜在暴力的发生。

我们下一步要做的是将我们的标准产品化，是一套可以记录的嵌入代码，可以检测到用户是否正在遭受骚扰或是发生异常，然后请工程师立即修正它。它最好的一点在于，如果事情正在往不好的方向发展，我们能早早发现苗头加以控制，而不是像50年前，香烟已经对人们身体产生负面影响，而直到多年后癌症出现才意识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