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村庄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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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两种中国，一种是北上广、区块链云计算、商业大佬式的宏大叙事，另一种是乡土、局部、社会性的缓慢变迁。被重视的总归是前者，但事实上，两者同样重要。

熊培云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一书中说，“在每一个村庄里都有一个中国，有一个被时代影响又被时代忽略了的国度，一个在大历史中气若游丝的小局部”，我们习惯了从“中国”的角度往乡村看，得出许多高屋建瓴、高度统一的结论，却忽略了从“村庄”的角度往“中国”看，重新审视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比如今天回看100年前，要了解那时激荡的革命、伟人、“上海滩风云”，总有大把的书籍、资料、影视剧，但要了解当时普通民众的生产生活、社会文化的内在变迁，就变得困难起来。于是只见波涛汹涌，不见水面下的潮涌、暗流，只见历史教科书式的面孔，不见文明的反思与传承。

费孝通先生与江村，就是一面很好的镜子。

1936年，费孝通先生回到家乡苏州吴江养病，利用暑假在开弦弓村（为记述方便其以江村称谓）进行调研，两个月的时间内，他在江村串门访户，走田头，去工厂，坐航船，观商埠，成了妇孺皆熟的朋友，在他姐姐的帮助下，还接触到稔知这一社区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类情况的人士，使他掌握了许多资料，最终形成博士论文《开弦弓村——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后以《江村经济》为名出版），其导师，著名的人类学大师马林诺斯基称赞该书“将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并被列为人类社会学名著之一。

比起民国革命炮火、历史战役、黑帮记事之类，《江村经济》并不算有趣，其记录的无非是开弦弓村的家庭、财产、婚姻、衣食住行、养蚕、贩羊、高利贷之类“鸡毛蒜皮”的小事，谈不上历史、变革、气魄。只是今天，当那些宏大叙事逐渐供上神坛，这些“鸡毛蒜皮”式的记述与思考却依然鲜活、闪闪发光。

《江村经济》作为一个世纪前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贵在实地调研，真实、详实，并以一个与民众同行的独立知识分子的立场，摆脱枯燥学术，“说人话”。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传统中国在当时的“现代化”（技术、工业、资本等）冲击下的传承、抵抗与演变。

任何时代其实都一样，人们都是在为自己的“鸡毛蒜皮”和人生出路而战，而非简单地归结于某个宏大理想或主义。

跨越时空阅读江村，充满趣味与意义。

1957年，费孝通先生再访江村，再次深入调研，在调查中摸清了从初访江村以来，开弦弓村经济、社会和家庭的持续变化。他看到农业合作化后，由于片面强调发展农业，忽视了副业和工业，虽然粮食增产了，但村民的实际收入降低的事实，遂发表《重访江村》一文，用详实的资料分析了合作化中存在的问题，向中央提出发展乡村工业和农村副业、增加农民收入的建议。文章原计划分3次发表，但仅发表前两篇就遇上“反右”斗争，费孝通因言致祸，被划成“右派”。

直至23年后的1980年，费孝通才三访江村。此后，他以江村为对象进行持续调研，形成26次访问江村的美谈。“费老和江村”也成为开弦弓村、中国乡建研究的一张名片。

今天，随着社会发展及政府的大力扶持，江村面貌有了巨大变化。形成了丝绸、纺织工业基础，基础设施、房屋改造、庭园革命、环境美化、公共礼堂等方面，也都堪称江南村落典范。

梳理江村发展脉络，前些年，随着乡镇企业的衰落，制造业的困境，江村一度泯然众人。2010年，吴江致力于打造江村文化IP，建设费孝通纪念馆及相关配套，主攻以政府、高校、文化机构研学为主的旅游细分市场。由于严肃文化仍属小众，自身又缺乏独特自然景观资源，一直不温不火。

工业与旅游均未充分发展起来，村庄缺乏致富机会。与中国众多的乡村一样，当地居民主流仍然是外出经商、务工，同时，外出村民将土地（及水面）承包给种植/养殖大户，逐渐发展出湖蟹与香青菜两大特色农产品。

总体来说，虽然是有代表性的“美丽乡村”，但与贺雪峰教授描述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传统乡村结构一致，呈现青壮年外出经商务工、中老年及中坚农户留守为主的空心村面貌——比中西部农村完全流出好一些，且没有“外出”太远，村庄建设也更亮眼，相当于“空心村的升级版”。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美丽乡村、苏州市文明村建设等政府推动，乘着“乡村+旅游”的东风，江村重新进攻旅游市场。2018年，经过升级改造的费孝通纪念馆也重新开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