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留学培养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的建设人才

自西方列强挑起鸦片战争开始，中华大地战乱频仍、腐败纵横；近代百多年间的中国逐步沦入了积贫积弱、极端落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民不聊生、灾难深重、屈辱之极、苦不堪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有27美元，人均寿命不到35岁，人均受教育年限不到1年，约90%是文盲；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又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抗击了以美军为首的17国现代化联军并取得抗美援朝的胜利。

即便如此，毛泽东主席领导的新中国政府仍然果断地实施了主要向苏联东欧地区社会主义国家大量派遣留学人员的重大决策；时至20世纪60年代初期，又拟定了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遣留学人员的正确方针；进而为新中国的出国留学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为中国内地留学活动的持续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实行改革开放路线之后，中国逐步制定、不断调整并探索实施了更大规模和全方位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政策方针，为中国当代出国留学事业的繁荣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70年来，新中国的出国留学规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如今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留学人员输出国，各类中国留学人员的足迹遍布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

70年来，在我国出国留学事业的总体框架内，已逐渐形成了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单位公派出国留学、自费出国留学、中小学生出国留学以及留学后回国服务这五个既各自独立又相得益彰的运行体制和政策机制。

70年来，中国的出国留学活动已经进入“繁荣发展期”，拓展的空间和规模变得越发宽广与厚重，并逐步探索出一整套风险管控、相互借鉴、不断融合、兼收并蓄的进取模式，强化构筑以效益、合作、安全为基础的境外求学之路，进而使之成为人类命运共同、多元文明共鉴、文化多样共赏与发展模式共享的国际化研学载体。

新中国成立，出国留学助力国家建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主席就做出了向社会主义苏联“一边倒”的外交决策；并制定了“定向、集中、大量”向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人员的出国留学政策。与此同时，周恩来也于1949年夏季提出了吸引在外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回国的方针政策，即“动员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科技专家回来建设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约有3000余名在欧美国家的留学人员回国；同期中国留日同学总会也累计安排千余名留学日本的华人华侨回到祖国。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的出国留学活动实际上可追溯到1948年，即1948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由东北局选送21名学生去苏联留学。另外，有1948年前通过各种途径派往苏联的“原国民政府”公费留学生44人，1950年后其生活费改由新中国政府提供；还有1948年前在苏联留学学生的生活费也于1949年11月后确定由新中国政府提供。

基于相关史料的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的30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留学活动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49—1956年、1957—1966年、1967—1977年。据原高等教育部留学生管理司和《百年潮》2008年第11期的统计数据表明，1950—1965年期间，新中国向苏东地区共派遣公费本科生、研究生、进修生、实习生、语言生等10698人；加之1958年前后因与苏联援建的工业项目相关联而派出的约8000名技术实习生，以及先后派往苏联各军事院校的约800名军事留学生或进修生合并计算，中国在此期间大量派出各类留学人员1.8万多人。另外还于l957—1963年期间，先后向意大利、比利时、瑞士、瑞典、挪威、丹麦等资本主义国家共派出200余名留学生或进修生，大部分为外语类留学人员，其中学习自然科学的21人；于1964—1965年先后派出两批共计1000余名留学生或进修生，分布在36个国家和地区，学习34种外国语言，其中仅有少量科技类留学人员。1972—1978年的7年间，中国共派出1977名国家公费留学人员，主要以语言类进修生为主，科技类进修生占少数。

相关数据显示，1978年之前留学苏联和东欧等国家的各类人员中先后有200多人成为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或知名艺术家；还产生了一批相继担任中国国家领导人和省部级负责人的领导群体；另有众多该时期的留学回国人员相继走上各级各类科学研究或行政管理的中高层工作岗位。

改革开放，出国留学实现跨跃式增长

1978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要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任务，进而拉开全面改革开放的大幕。以此为起点，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出国留学人员、在外留学人员、留学回国人员三大群体均达到数百万人的规模；各级各类中国留学人员的足迹遍布于全球200多个国家或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