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界交流要有文化主体

　　中国文化永远是多元并包的，儒家是讲担当的，有自觉的社会责任感；道家的思想是看得开，与自然融为一体，知足者常乐。荀子就讲到务必使“欲不穷乎物，物不屈于欲”。人是万物之灵，有主动性、能动性，所以人更要自觉自律，不能让自己的欲望无限扩大。

　　我们需要振兴中国文化的灵魂

　　我对于中国文化感觉有担当的责任，是因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有几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其中有一件很小的事情，有一个欧洲瑞士的留学生在我们这儿学中医，有一天他跑到我这里来跟我讲，他说我来了一年了，很多讲中医的老师还用西医的理念来诠释中医的很多观点。我觉得里面问题很多，我知道中医跟中国哲学关系很密切，我能不能来听听您的中国哲学？这给了我很大的触动，我说我欢迎你来，欢迎你来我们这儿听中国哲学。但是我马上又感觉到，当时我们也是用西方理论框架来诠释中国哲学。我就跟他讲，你也别抱太大希望，因为我们现在也是以西方哲学架构来讲中国哲学，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就是认为一部哲学史就是一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是唯物主义不断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比如我们讲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这就完全背离了中国文化中“心物一元”“对立统一”的传统，中国文化不存在谁第一谁第二。王阳明认为，当我们去看山中花的时候，山中的花和我的心，“一时明白起来”，二者不是对立的，而应该是统一的。中国哲学不去讨论心和物谁先谁后的问题，而是讨论心物在一起的时候是什么意义，心是什么、物是什么；不在一起的时候，心又是什么、物又是什么。这才是中国的哲学。

　　这也就让我想起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因为我同时研究中国近代哲学史，1935年中国有十位教授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宣言第一句就说“在文化领域里，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我后来看到这个宣言时触动很大，但是还没有那么深刻。到了八十年代，当这位留学生希望来听我的中国哲学，以更深刻地理解中医、理解中国文化的整体性的时候，我当时就感到中国文化的问题不仅有我们对它的否定，而且我们已经潜移默化地用西方理论框架来构建我们的传统哲学、传统文化，我们的传统文化、传统哲学已经失去了它最原本的精神。这一点对我触动很大，我觉得我们需要振兴中国文化的灵魂，要担当起这样一个责任来。

　　文化交流是多元文化的交流

　　八十年代还有一个事情对我触动也很大，应该说当时全世界有一个文化讨论热，由于世界经济全球化，世界变成地球村，强势国家文化对于弱势国家文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很多地方的文化在迅速消亡。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关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我们经过了“文革”以后，社会中的很多文化传统、习俗都在慢慢消失。当时我就看到有人说，我们要向国际看齐、要世界化。有人说越是民族的越具有世界意义，这类观点对我的触动很大。我们要跟世界交流，必须要有自己的文化特色，找到自己文化的主体，这样才能够跟世界不同文化交流。当时我就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想法，我们必须要重新树立起文化的主体意识。只有树立起自己的文化主体意识，才能更好地跟世界文化交流，才能更好地吸取世界文化优秀的东西。如果没有文化主体意识，我们就看不到自己文化的长处和短处，也看不到世界文化的长处和短处，也不知道怎么取长补短。文化交流是多元文化的交流，如果是单一的文化就会停滞发展，没有发展前途。

　　文化传播上的两个不平衡问题严重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写过一篇文章——《对于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建构的思考》，总结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文化传播上的两个不平衡问题严重。一个是西方文化传播的比重远远超过了中国文化传播的比重。年轻人知道很多西方文化的历史、知识，而欠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历史上两位同年去世的世界性戏剧家，一位是英国的莎士比亚，一位是中国的汤显祖，同时在二十世纪被评为世界文化名人。但是我问了很多中国年轻人，他们都知道莎士比亚，也知道莎士比亚的剧作，但是竟然没有人知道汤显祖，更不要说他的《牡丹亭》了。这对我来说，可以说是很大的一个伤害，中国人连自己的传统文化都不了解。所以我发现在二十世纪中西文化传播失衡的问题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