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拾零丨老一辈国际关系学者与中国独立自主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由封闭转向开放，贫弱走向富强。这也是中国的国际关系学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过程。1979年秋，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国际新闻写作专业， 师从蒋元椿（时任人民日报国际部主任）、谭文瑞（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和陈有为（时任人民日报国际部专栏作家）。三年后硕士毕业，同班绝大部分同学都进入人民日报国际部担任驻外记者，而我却阴差阳错地被分配到刚刚成立的社科院西欧问题研究所，刚刚报到，又被指派到新近成立的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给总干事长宦乡当秘书，从此踏上了国际关系研究之路。

一、科学决策 高屋建瓴

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百废俱兴，人心思变；国门外又是一个陌生和新奇的世界，充满诱惑、挑战和机遇。当时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万里（1982年5月至1988年4月）多次在国务院内部提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问题，这不但是为了破除各种僵化思想、习惯和政策，也是为了应对改革开放初期所面临的一系列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万里提出的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不同于以普选为核心的西式民主，而是在精英阶层的决策过程中实现充分的调研、考察、优化，为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提供全局性、综合性、前瞻性的政策建议，避免犯战略性和长期性错误。基于这一想定，国务院系统内设立了六个“中心”，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智库”，其中包括经济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价格研究中心、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以及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国研中心”）。

国研中心是国务院系统中唯一为了专门研究外部世界和外交问题而设立的智库，为国内首创，目的是为了整合、统筹和协调建立和恢复的若干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和政策机构，为国务院高层领导就重大国际问题和外交问题提供咨询和建议，为更进一步的开放献计献策。总干事长宦乡是一位学者出身的资深外交家和国际问题专家，1982年7月起任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我于当月调入国研中心，在以后的三年里在宦老的指导下学习和研究国际问题，直至1985年秋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国际关系博士学位。

当时的国研中心，可谓精兵简政的典型，在我任职的大部分时间里，从事研究的只有区区几人：总干事宦乡、副总干事王荩卿和郑必坚，加上刚从研究生院毕业的我，连 “十几个人、七八条枪” 的水平还不到。郑必坚副总干事只在中心挂名，不常来，所以我在国关中心的是“一仆二主”。

国研中心虽小却精，且高屋建瓴。不仅享有部级单位的公文待遇，而且可以阅读外交部与驻各国使馆每日往来电报，列席外交部定期与各涉外部委和军方举行“双周务虚会” （由当时的副外长钱其琛主持）。我也经常与会，会上会下结识了当时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一秘的吴建民，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薛谋洪等人，以及各国务院各部委的相关人士。国研中心与外交政策制定系统密集和高层次的沟通，是现在遍地开花但又良莠不齐的各类智库所不能比拟的。

国研中心不仅能“通天”, 还有坚实的研究基础。中心成立前不久，在宦老的建议和主持下，国务院系统内外的一些国际问题和地区研究单位重新组合，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基点，把当时中联部所属的苏联与东欧研究所和拉丁美洲研究所调归社科院；新成立了美国、西欧和日本研究所；加上社科院原有的西亚非洲所和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共同组成了社科院的“国际片”，集中在东城区张自忠路3号院内。

社科院国际片入住时，人大的文献资料中心也在院内，非常方便学者的研究工作。刚成立的国研中心，也临时设在院中东北角一楼（见下图）。

宦老作为社科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顾问和国务院国研中心总干事，直接领导和协调社科院国际片的研究工作。张自忠路3号院是庭院式建筑，虽然身居闹市，墙外车水马龙，但院内绿树成荫，典雅幽静。国研中心与社科院各研究所近在咫尺，各所的领导常常到访，多是不请自来。其中常来“串门”的有美国所所长李慎之、日本所所长何方、苏东所所长刘克明、世经政所所长浦山等。由于工作关系，国研中心还与北京和上海的国际研究单位和大学多有联系，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陈忠经、北大国关院的赵宝煦教授、上海资深学者陈启懋、丁幸豪等人，都是我在国关中心工作期间结识的老一辈的学者。

二、运筹帷幄、重塑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