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政策咨询 2020-07-09 11:35 的文章

【遴选政策理论】以国内大市场循环支撑企业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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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以国内价值链为依托,培育本土的“链主”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从概念来讲,国内价值链是基于国内市场需求发育而成,由本国企业掌握产品价值链的核心环节,在本国市场获得品牌和销售终端渠道以及自主研发创新能力的产品链高端竞争力,然后进入区域或全球市场的价值链分工生产体系。在国内价值链中,地理临近效应(既包括地理空间邻近,也包括文化习俗邻近)使得本土企业与消费者需求的联系更为紧密,进而更容易获取领先用户、细分市场等需求信息。这样一来,一部分企业就可以通过掌握领先用户获得先行者优势,且最有可能成为该行业规则的制定者,有利于实现从供应商角色到发包商角色的转换,以及从全球价值链中的“被俘获者”到国内价值链的治理者和控制者的转型,同时也有一部分企业可以通过抓住细分市场的商业机会迅速填补市场缝隙,并在这些细分市场上精益求精,最终成为行业中的“隐形冠军”企业。

  三是以现代化产业集群为载体,实现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融合发展。在近期的疫情冲击下,全球产业链的纵向分工或将趋于缩短,进而导致跨国技术溢出减缓、贸易一体化规模收缩,但在横向分工上或将趋于区域化集聚,这反映了原先分布在不同国家、不同企业的生产工序和环节,将回缩到具有一定规模的国家内或若干邻近国家组成的区域内,形成产业集群式发展。在这种内向化的演变趋势下,产业集群与国内市场需求的产业联系有望得到改善。因为过去很多产业(特别是技术创新密集型产业)集聚区的专业设备供应、生产性服务供给等都是由国外跨国公司所提供,且一些地方政府的相关政策也出于政绩考核对产业园区所引进外资企业数量规定的考虑,往往“为了招商引资”而招商引资,容易忽视产业集群与本土企业间的产业关联。实际上,产业集群是市场经济在一定时空范围内自然演化的结果,但政府可以在产业集群初步成型之后有意加以培育,尤其是发挥我国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围绕重点产业链布局若干产业集群与国家创新体系形成对接,使之成为实现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发展的最重要的空间载体。

  四是以“互联网+”数字经济为契机,促进存量优化和增量创新相结合的产业结构调整。“互联网+”数字经济的本质在于互联网与国民经济中各产业部门的嵌套、融合,重塑整个产业链上下游生态。一方面,用数字经济改造传统产业,延长产业生命周期,优化经济存量;另一方面,基于数字经济发展物联网、云计算、社会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创新经济增量,从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譬如,自2015年以来,我国先后共有近100个城市设立了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试验区利用“互联网+”搭建了线上“单一窗口”和线下“综合园区”平台,不仅使政府部门间可以实现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而且也有利于汇聚物流、金融等配套设施和服务,进而为跨境电子商务打造完整产业链和生态圈。跨境电子商务为推动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提供了技术基础,极大地拓宽了本土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途径。

  五是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纽带,塑造以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为关键技术谱系的国际生产体系。正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遵循市场原则和国际通行规则,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开展互惠互利合作。在全球产业链出现一定程度松动的情况下,“一带一路”建设将面临新的任务和重要的合作机遇,不仅要继续深化国际产能合作,而且更要在此基础上将其与国内价值链相互衔接,在沿线国家积极引入国内价值链上本土龙头企业的品牌和标准,塑造以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为主的国际生产体系。在经济全球化横向分工的区域化集聚趋势中,中国应以更加开放的理念和态度,基于“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布局这种“以我为主”的区域产业链体系。譬如,在当前疫情仍然严峻的形势下,可以把抗击疫情与新基建相结合,为沿线国家提供抗疫经验、必要的医疗服务和物资,在网络信息技术和医疗健康等基础设施领域提供援助和加强合作,这是应对中国主导的全球产业链松动的具体办法之一。

  三、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新格局的政策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