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录：通过考古研究助力深圳文化建设

▲任志录在印度加尔各答博物馆考察。

▲任志录（左二）在1979级中山大学历史系同学聚会上。

▲任志录（左二）在浙江慈溪越窑研讨现场。

从山西到深圳，我从事历史考古行业已经三十余载。深圳于我是个宝地，其宽松的环境、自由的氛围和充足的资金，都让我能敞开胸怀做研究，也因此有了许多重大发现。如今深圳的文化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中，学术研究也好，社会服务也罢，深圳需要更多触及灵魂的文化，这也是我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任志录

1958年出生于陕西，曾任山西省博物馆馆长、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国家考古领队资质，现任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所长，研究馆员，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古迹保护协会副会长，广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深圳市第五、第六届政协委员。

口述时间

2019年9月4日

口述地点

深圳市飞亚达大厦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 唐文隽 实习生 潘潇雨

壹

“读史使人明智，文学使人博学，哲理使人深刻。”这句话让我选择历史专业，也开启了我的考古人生。

误打误撞选择了历史专业

我在陕西长大，与现在不同，在我上学那个年代，图书馆对书籍管理严格，很多书都看不到，所以我们对知识如饥似渴。1979年，我考上中山大学，人们常言：“读史使人明智，文学使人博学，哲理使人深刻。”或许是受这句话的影响，我选了历史专业。

尽管选了这个专业，但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清楚历史的意义。直到有一天，一位剑桥大学的教授来学校开讲座，讲座结束后，有个学生提问：“学历史有什么用？”教授回答，学历史不仅是对资料进行分类整理，更能锻炼我们综合分析问题和管理的能力。也正是那天，我逐渐理解了这个专业。

1983年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位于山西太原的晋祠博物馆。这是一座晋国时期的皇家祠堂，里面不仅有北魏以来的各代古建筑，还有大量藏品藏书。

我在晋祠博物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找文物。古建筑上通常会挂有匾额、楹联，文革时期把这些东西都摘走了，我负责把它们找回来，重新挂起来。这些牌匾大多被维修文物的民工用来做床板，我需要去每个房间挨个收，然后再通过《晋国志》确定匾额的具体位置，才能重新把它们挂上去。

这次文物整理，不仅让我学习到了各类书法和辞赋，也让我充分了解了各代的历史文化，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担任晋祠博物馆馆长

接触学术研究

当时晋祠博物馆是太原唯一一家拥有藏品的博物馆，但馆藏文物的整理制度并不严谨，所以我们需要重新登记划分。这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我需要了解每一件藏品的具体资料，比如书画作者的生平、陶瓷的窑口、金银铜器的年代等等。

这次的文物整理是我从事实践工作的起点，为了将这些藏品登记并分类，我需要不断地接触实物，并运用类型学知识。我就在不断磨练的过程中，逐渐喜欢上了这项工作。

1986年，我担任晋祠博物馆馆长，开始有机会参与到诸如傅山学术研讨会、司马光学术研讨会等各类学术研讨会中，并和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有了更多的接触。通过这些平台，我开始和这些业界“大咖”交流，目睹他们的风范，这帮助我改变了一些看问题的角度。

也是在和这些专家学者交流的启发下，我在晋祠博物馆的八年时间里，又设立了四个分馆。第一个是傅山纪念馆，我们馆里藏有全世界最好的傅山的书法绘画作品，还包括他家族的一些东西。后来我们还设立了闫若璩纪念馆、董寿平美术馆等。

贰

我们每项工作都与整个中华文化相关联。文物只是文化的一个载体，关键是了解附着在器物背后的文化意义。

尽最大努力“抢救”文物

1991年，我调任山西省博物馆馆长，当时山西省博物馆藏有20万件文物，石刻器物类型都很齐全，但是展出的条件有限。故而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保护好这些文物，保护是第一，陈列是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