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关键的夏天，整个营地教育行业都迟到了

“为什么蜻蜓总是喜欢生活在水边？”湿地公园的水塘旁，余跃指着荷花上停着的一只蜻蜓问身旁十几个6、7岁的小朋友，顿时收获了一片举起的小胳膊。

7月初的一个周末，在几场连续的暴雨后，重庆再一次宣告入夏失败。然而，暴雨没有浇灭小朋友探索水生昆虫的热情。

“想到今天要来探索虫虫的世界，他激动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其中一个小男孩的妈妈说道。

这是一个带领孩子们探究水生昆虫的周末营地教育现场。

受疫情的影响，余跃所经营的营地教育机构“森林营”，今年的寒假营开设了一期就被迫终止。三月底办好复课手续后，建树屋、爬树、住帐篷看萤火虫……类似这样的周末营余跃一周要开十多个。经过漫长的隔离，不论是孩子还是家长，到户外去亲近大自然的愿望都更加迫切。

尽管周末营如此火爆，但整个5、6月份余跃还是被一股隐隐的焦虑情绪笼罩着。

往年这个时候，暑期营基本已经报满，公司的回款也能够达到300万左右，这几乎可以占到公司年收入的50%。而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寒假营被迫取消，而中小学的暑假时间又迟迟没有公布，这直接导致了暑期营无法招生，直到6月底预售回款还几乎为零，这是他创业5年来从来没遇到过的情况。

误打误撞

5年前，余跃还在北京一家幼儿园对着满教室“哇哇”大哭的孩子束手无策。

这是一家新开办的幼儿园，陌生的环境、陌生的老师、陌生的同学，面对一连串的未知，孩子只能用大哭来表达自己的不安与无助。

26岁的余跃，人生第一次管理一家幼儿园，校园内孩子的哭声此起彼伏，他的内心翻江倒海。

情急之下，余跃想到了他当时正在研究的德国森林幼儿园的教育理念。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他将孩子们带到大自然中去，让孩子们在大自然中尽情地挥洒，竟然获得了意外的效果，孩子们不安的情绪很快得到了安抚，并且对于野外的各种事物表现出了极大的好奇。几堂课下来，孩子们收获了丰富的知识，余跃也尝到了作为老师的一份满足。

本来就生在农村，对自然和户外极度热爱的余跃，脑袋里突然灵光一显，一个大胆的想法冒了出来：城市的孩子都需要一场野行，去深入自然的课堂，发挥热情和创造力，营地教育大有可为。

营地教育本来也算不上一个新鲜的概念，在国外已经有超过150年的历史：

美国营地协会在2015年做过一个数据统计，当今美国有1.2万多个营地，每年服务超过1000万名中小学生。

在日本，全国则有3500多个营地、4000所自然学校，每年全日本有超过3000万名中小学生参与营地教育活动。

而世界上营地数量最多的国家俄罗斯，拥有5.5万个营地，最大的一个营地，光工作人员就有2000人。

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将营地教育纳入了常规的学校教育体系。

但对于5年前的中国，营地教育确实算得上是新鲜事物，而余跃的想法也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前卫的创意。

2015年，余跃辞掉北京幼儿园的工作，来到重庆创办了营地教育机构“森林营”。

无巧不成书。第二年，教育部、团中央等11个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将研学旅行纳入中小学教育教学计划。

在中国，政策的导向往往决定着市场的风向，一时间大小机构纷纷开始布局这一领域，资本也开始瞄准这块蛋糕。

这一年，后来被从业者称为中国营地教育元年，余跃就这么意外地踩在了风口之上。

营地教育的市场有多大？我国有1.87亿中小学在校学生，据中国营地教育研究院、中国营地教育联盟联合发布的《2017中国营地教育行业发展报告》显示，国内目前各类营地约1500个，每年参与的学生仅有几十万人，存量市场规模约86亿，预计未来5-10年市场规模将达到4000亿。

蛋糕很大，但要分到蛋糕却不容易。

“森林营”第一年营收20万，第二年营收20万，第三年营收20万，三年下来余跃的事业停步不前，他不禁沉下心来思考，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跑通商业模式

营地教育到底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如果我们是一个纯粹的商业机构，那可以往纯商业的方向去；如果我们是纯粹的学校，我的运营模式又将是另外一种。”余跃在采访时向《商界》记者表达了自己的疑惑。

自身定位模糊与商业模式不清一直是困扰中国营地教育企业的尴尬。怎样才能把营地教育做好？打通商业模式和沉下心来做教育，余跃面前的两座大山，同样也横亘在中国整个营地教育行业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