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鉴往瞻来丨全球联动下，欧洲民粹主义“行情

2019年退场的脚步声还未消逝，2020年已然登台。过去一年里，我们看到了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而单方面制裁而非双边协商正越来越频繁地被用于贸易争端的解决，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考验着人们对经济形势的信心；另一方面，全球气候治理相关会议的波折和成果的乏善可陈，WTO上诉机制的停摆，也让我们看到了全球治理遭遇的挫折，面对共同的未来，人类将向何处去，令人心生迷茫。

这一年，我们看到了席卷欧洲、中东、拉美等地区多国的抗议示威浪潮，其中既有民生、治理的问题，也有民粹主义与建制派的博弈，还有发展道路的左右之争，这其中的乱象不禁再次让人确信历史远未“终结”，不同的人类社会面对自身当下的问题正在做着不同的尝试、抗争和思考；我们也看到了旧有国际秩序的引领者正在继续摇动其自己参与缔造的架构，而国际社会的新兴力量的影响则在不断上升，大国竞争、地缘博弈、利益纠葛之下，国际格局的动荡变化，不同阵线、各方力量的分化组合尘埃未定。

世事如棋局局新，当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值此新年旧岁的交界点，澎湃新闻（）国际部推出“2020鉴往瞻来”系列报道，邀请国内外国际关系学界权威学者复盘2019年风云激荡的全球大势，前瞻2020新局。

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门槛上回望，人们将会如何评价2019年？

过去的一年，是动荡的一年。在人类进入21世纪后的头20年内，很难想象有哪一年像2019年一般动荡：印度、智利、玻利维亚、英国、西班牙、法国、捷克、马耳他、阿尔及利亚、伊拉克、伊朗、黎巴嫩、苏丹……遍布全球的多个国家此起彼伏地爆发了各种大规模抗议，这其中，民粹主义在一些国家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日常生活被扰乱、政府更迭、社会动荡。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2019年底在《民粹主义浪潮和对民粹主义的反抗》一文中认为，引发2019年全球民粹主义势头高涨的核心问题在于经济。从法国的“黄背心运动”到智利的街头抗议，在世界各地，中产阶层都感到正在被“困住和遗弃”。这些愤怒的民众们对“全球主义”心生抱怨，正是这种情绪引发了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唐纳德 · 特朗普的当选。

澎湃新闻（）在2019年年底也曾刊文指出，由于精英对2016年以来的世界已经失去了回应和反思能力，“这样的美国民主党无法击败特朗普，这样的英国精英无法为脱欧的英国找到方向”。显然，这样的精英在以“反精英”为鲜明特色的民粹主义的冲击面前，很难做出漂亮的回应。2019年，全球各地的民粹主义浪潮仍在高涨。

不过，布鲁克斯在他的文章中指出，民粹主义者并没有提出可行的替代方案。同样明显的是，很多地方也在兴起对民粹主义这种“反抗”的“反抗”。 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民粹主义失败，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在新的一年里，民粹主义将继续高歌猛进，还是将遭到遏制？

对此，我们选取了欧洲作为观察这一问题的样本。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多国已上台执政，民粹力量还深刻影响了英国脱欧的发生和进程，而欧洲其他国家的民粹势力也是欧洲一体化的巨大威胁和隐忧。民粹主义与传统政治精英博弈的图景在欧洲展现得更为完整和典型。而欧洲巨大的经济体量（欧盟2018年GDP仅次于美国），使得民粹主义在欧洲势力的升降也必将影响整个世界。

岁末年初， 澎湃新闻带着上述这些问题，专访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请他就民粹主义的发展和未来趋势分享他的看法。

2020，民粹势头会如何发展？

澎湃新闻：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掀开序幕。过去十年，欧洲迎来了动荡的十年，南北欧之间裂痕加深，英国脱欧已成定局，欧洲多国的民粹主义势头更是不断上升，您如何评价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欧洲的变化？民粹主义又是怎样一步步崛起的？

崔洪建：过去的十年，是观察欧洲经济社会和政治变化的一个周期。欧债危机从经济上触动了欧洲的结构和体系，过去几年欧洲仍在消化危机带来的后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欧洲民粹的产生，应该说是从经济失衡到政治失灵的结果。

经济失衡后造成地区发展不平衡，一些国家觉得自己没有获得相应发展的机会，结果就以民粹主义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反对欧元、质疑欧洲一体化。其次，政策上的失误也导致了民粹主义的抬头。比如说难民问题，就制造出了一个产生民粹主义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