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治理推动在线教育健康发展

受疫情影响，在线教育相关话题广受社会的关注，作为在线教育的核心载体教育APP的治理问题也引发了热议。疫情背景下的在线教育凸显了教育APP的作用和不足，在线教育要从“新鲜感”走向新阶段，离不开教育APP的提质增效。工信部7月3日发布的《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APP通报（2020年第二批）》显示，教育APP存在的问题依然较为严重。为此，我们就教育APP的治理问题专访了华南师范大学钟柏昌教授。

追溯教育APP本质，强化“把关人”制度和“隐私信息”分类

记者：有人认为，网络上出现一些乱象并非教育APP所独有的现象，导致出现这些现象的监管漏洞、人员德不配位、违法成本低等各种因素都在起负面作用，是大环境中的必然产物。除此之外，是否还存在一些更为本源性的问题？

钟柏昌：是的，导致教育APP乱象频生的原因是多元化的，除了您提到的这些原因，我们还需要追溯教育APP自身的特质。我认为教育APP扮演的信息传播和信息收集的双向功能是产生问题的重要起点。

作为信息源，一些教育APP向外传播有害内容，其根源在于“把关人”（Gatekeeper）的缺失。传统报刊一般有专职编辑人员负责的“三审三校”制度，然而，负责教育APP内容供给和审核的是运营商的公司职员。一方面，这些职员在专业性和政治敏感性上存在不足，对内容质量的把控较为主观和随意，无法胜任“把关人”的角色；另一方面，按照资本的“逐利”本质，这些职员不得不按照公司或个人的意志故意侵犯用户隐私、推送营销和色情信息等有害内容，甚至为了获取更多收益，把端口开放给互联网广告分发平台，让其在页面投放广告，以实现利益最大化。此类APP就如同大号版的自媒体，得不到有效监管。事实上，目前开发教育APP的门槛和成本都很低，很多开发者甚至不是公司行为，而是小作坊或私人开发，在内容的控制上，难免有漏洞。

作为信息采集终端，一些教育APP未经用户允许或欺骗用户获取师生和家长的隐私信息。然而，这种违规的信息采集并非问题的关键，随着行业监管的增强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大部分个人隐私信息的采集已经公开化和透明化。例如，以为用户提供优质服务为基本理念，以形成精准用户“画像”、提供个性化学习支持为服务目标，教育APP通常会明确要求获取用户的位置信息、学校、年级、年龄、性别、学习爱好等信息，否则将无法正常使用。遗憾的是，这些信息将成为教育APP运营商或其合作伙伴推销产品和服务的重要来源，这也是这些企业在免费模式下“流量换流水”的生存法则之一。与一般小程序不同，教育APP收集丰富的学习者个人和学习过程信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一些APP管理标准中提到的“最少信息原则”（只允许APP收集保障某一服务类型正常运行所必需的个人信息）并不适用于教育APP。如何界定“隐私信息”并进行合理分类，如何规范这些信息的使用范围和条件，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加以匡正，是当前教育APP治理中的难点和痛点，需要教育界、法律界和企业界的人士共同商议。

此外，信息采集不仅涉及隐私保护，还延伸出另外一个学生权益保障的问题，即在信息采集基础上产生的信息服务可能侵犯学生的基本权益。以具有考试评价功能的APP为例，一些报道显示，部分学生和家长需要额外付费才能使用APP查询考试成绩和排名（或等级）等基础服务，而更为高级的学习分析功能则收费不菲且缺少收费标准，尤其在营运企业通过APP积累了大量数据和形成了用户依赖的情况下，恶意收费或肆意提高收费标准的现象并不鲜见，严重侵犯学生基本权益。因此，只要出现类似营运方面的问题，也应认定为不良APP。从企业生存的角度来看，对部分功能收费且遵循自愿付费原则符合市场营运的基本规范，无可厚非。然而，和隐私信息的界定一样，哪些功能属于基础服务不应收费，哪些功能属于增值服务可以收费以及收费标准，界限依然比较模糊，缺少规范性的要求，且违规后的惩罚标准也不明确或缺少震慑力；此外，也不排除存在部分企业与学校“共谋”以获得经济上的补偿，从而增加了监管的复杂性。

廓清教育APP治理的主体职责，鼓励专业力量的参与

记者：教育APP首先具有一般APP的基本特性，又赋有教育的属性和功能，就其治理主体而言必然也是多元化的。那么，教育APP存在的乱象，是否也与治理主体职责不清的问题有关？如果是，具体表现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