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求索路 款款桑梓情

　　任之恭先生晚年写下了12万余字的回忆录《一位华裔物理学家回忆录》。其中记载了很多童年趣事和科学探索的心路历程，将一个物理学家对学术的钻研与严谨以及对祖国的热爱与思念，展现得淋漓尽致。
　　先生13岁便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回忆录里充满了对家乡的深情。我们从先生的回忆录中选摘了一些童年生活和求学历程的片段，个别字词有改动。
　　我的父亲任相廷除了在祠堂中与村中其他孩子一道受过几年私塾教育之外，没有受过更多的教育。诵读儒家经典和练习书法之余，他时常在农田里劳动并监督雇农的工作。我记得他对母亲和其他家人总是软心肠的，只是偶尔当有些事不顺心时才显得严厉和暴躁。我和兄弟姐妹都爱他，但也有点儿怕他。他不在家时，我们时常小吵小闹，一旦听到他在远处的咳嗽声，整个家就变得十分安静。在这方面，他扮演了中国传统的“严父”的角色。
　　可是我的母亲并没有受什么教育，并且和当时大多数中国妇女一样，还缠了脚。然而她是我所接触过的老一代妇女中最聪明能干的一个。她确实是主宰家庭中一切事务的主妇。明智、慷慨和能干是她最显著的特征。她以伟大的母爱对待她所有的孩子，尽管我们有许多缺点，她从不打我们。
　　按照传统，庆祝新年要从新年的两三周前开始，持续到新年以后几个星期。庆祝活动的高潮是在除夕和正月初一。我的庆祝活动是为家庭跑腿，看妇女们准备羊肉馅饺子的年夜饭，与其他小朋友一起放鞭炮。为我父亲准备笔墨时常也是我的差使。他要撰写春联，把字写在红纸上，然后又贴在大门上。我还记得我父亲严厉地要求我把纸摆得正好适合于他写字。当他大声训斥我没有把纸摆对位置时，我甚至吓得发抖。全家到处都在忙忙碌碌、乱哄哄地为这个重大节日作各种准备。有些人还一直要庆祝到凌晨。大年初一，全家人穿上最漂亮的衣服跪在神像和祖先的牌位前叩头。在这个仪式过去之后，家人就要到所有的邻居家中拜年，主客两家要互相对拜，并高声说：“恭贺新喜！”
　　大年初一的其他时间里，孩子们穿上新衣服、新鞋，戴上新帽子，兴高采烈地玩耍。由于冬天相当寒冷，有些孩子就堆起小火来暖手。有一次，当我准备离开燃着的炭火时，惊恐地发现我的新长袍上有一个大洞，毫无疑问是炭火里蹦出的火星烧的。我一路呜咽着跑回家，把闯的祸告诉父母，他们想方设法安慰我，但收效甚微。
　　春节过后的第15天(正月十五)，当一年的第一轮满月浮现在夜空，就到了另一个传统的小节日——元宵节。我们在元宵节的部分活动是吃用糯米粉包的甜馅的元宵。元宵节之夜，也是赏灯节，传统的习惯是观看室内或室外的灯展。最简单的灯仅仅是用一段蜡烛套上半透明的圆柱形纸罩。也有设计精美的宫灯，但这些只有富裕人家或者寺庙里才用。
　　元宵节的一项特别有趣的活动是采取构筑迷宫的形式。先把灯挂在竹竿(或者是长的木棍)的顶端，然后用绳子与相邻的两个竹竿相连，要么连成直线，要么交成直角。这样就建起了一座复杂的迷宫，进入迷宫的人要有运气才能设法找到出口。夜幕下从外面看去，迷宫中烛光的洪流看上去奇特而美丽。迷宫给那些顺着路径摸索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愉悦和快乐。这也是我童年的一大趣事。
　　我从6岁到11岁(1912-1917)上村里的私塾。私塾在村庄的任家祠堂，有许多学生，但只有一个老师。学生和老师都坐在一张大炕上，老师坐在中央，学生围着他坐。每个人(包括老师)都像和尚打坐似地盘坐着。每天学生被指定要背几段书，选自《四书》或《五经》中的一二部。学生要记住规定的部分，然后在老师面前背诵。上课时，学生要高声朗读，整个屋回荡着异常响亮的朗朗书声。我记得轮到我背书时，我要取出好几本书，每本书都翻到指定的那部分，而且一本一本地都叠起来，我要从炕上下去，站在地上背对老师。当我开始背诵指定的部分时，老师将随着我的背诵看摆在他面前的课本。我在背诵时遵循通常的惯例，身体要向左右摇摆。如果我背诵得使老师满意，他就让我背下去而不打断。反之，如果我背错了，他要叫我中止并以严厉的声音纠正我。如果我背得还可以，老师将让我回到我的座位。可是，如果我背错之处太多，或者老是重复背诵，在没有老师提示时就不能继续背诵，那么我就要因为小错误被打手心，为更严重的错误而被打屁股。有许多次，我受到了这种或那种方式的惩罚。
　　1917年秋，我11岁时，成了沁源县小学的一年级学生。我从河西村的家到县小学步行要花一个小时。学校占用了城隍庙闲置的一部分和增建的几间教室。我们所有非县城居民的学生就住在庙门口的外面。
　　在县小学读书两年之后，我父亲决定让我跳过小学的其余课程，试图进入山西省省会太原的一所中学就读。我只能猜测父亲为我而不是我的兄弟们承受这种特殊的负担，是因为他认为我更喜欢学习。沁源与太原相距约400华里(大约合133英里)。父亲和我乘坐有篷的马车，前200里是一头骡子在前面拉，一头跟在后面。后200里乘的车有3头骡子在前面拉。路上我们停在马厩旅店过夜，这种旅店主要是为了喂饱骡子或马，其次才考虑到车夫的住宿，再次才考虑到乘客。
　　1919年夏天我13岁时，报名参加了清华学校的入学初考。清华在当时中国的教育机构中是很独特的，因为它是学生留美深造的跳板。清华学校每年都在全国各省举办入学考试，竞争极其激烈。各省录取的人数根据“庚子赔款”中各省偿付赔款的数目来确定。成功的报考者被清华录取，接受8年的预科教育，并提供在美国学习5年的奖学金。通常每年山西省只有一人被录取。
　　考试结果带来的满心喜悦转瞬即逝，因为7月传来了我父亲在沁源家乡逝世的消息(年仅36岁)。回沁源老家参加父亲的葬礼——从太原走有4天的旅程，距8月份如期去北京清华学校报到在时间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由于要对全体新生进行正式的复试，报到时间要比实际的开学时间早两个星期。正当我决定回家参加父亲的葬礼时，家里捎来紧急的口信说，家里认为我应当去清华报到，父亲的葬礼推迟一年等我回家。同时，我父亲的棺材将最仔细地用精巧的技术密封起来，在我父母的房间里保存一年。与我自己本来的愿望相反，我遵从了家庭的决定，完全按照他们的愿望行事。1920年夏末我去清华报到，1921年初夏回家去参加父亲的葬礼。
　　1920年秋，有生以来第一次搭上了从太原到北京的火车。我身着一件浅蓝色的破旧长袍，脚穿一双手缝的布鞋，只会讲山西方言。我是个典型的“土包子”。我不记得离开山西的旅途中是否还有老练的学生为伴，也许是被山西省教育部门的什么人护送去的。对我而言，这当然是一次最冒险、最激动人心的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