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77级趣事:上课的是陈岱孙等泰斗 厉以宁只是
北大经济系77级：站在拐点上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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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夏天，来北京出差的黑龙江知青海闻站在北京大学西门外张望了一会儿，没敢进去。他羡慕校园里的学生。他问自己：“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上大学？”
一千多公里外的陕西眉县，22岁的教育局干事林双林正埋头给领导写报告，他盘算着，要好好工作，说不定哪天就被推荐去上大学了。
在北京朝阳无线电厂当车间主任的潘慕平已经29岁，他也想上大学，但领导一直不同意推荐。他几乎要认命了，以为自己会在工厂里待一辈子。
几个月后，他们等来了转机——中断11年的高考恢复，这几个年轻人考进了北京大学经济系。这一年冬天，全国570万青年从四面八方涌进考场，27.3万人被录取。
“高考是永生难忘的经历、命运的转折点。”海闻说。四十年前，住在燕园37号楼的小伙子们哪会想到，后来他们中将会走出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以及诸多学界、政界、商界的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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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要看真本事了”
“祝贺你考进北京大学！”1978年1月，已经回到杭州老家过年的海闻收到了从黑龙江虎林县红卫公社发来的电报。时隔四十年，回想当时的场景，海闻的眼里依然会泛起泪光。
那时候，他已经在黑龙江待了九年。中间好几次被推荐上大学，不是卡在公社，就是卡在县里，都因为他出身“黑五类”——1957年，他的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又有复杂的海外关系。
“家人看我就是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感觉。明明不行，却还不停说要上大学。”海闻回忆说，1977年前后母亲已经反复催促他回城，接她在杭州电信局的班，“这辈子不要想那么多了”。
海闻想再试试。往年七、八月份高等学校招生早就开始了，但1977年9月还没什么动静。大家都在传说要恢复高考了。
其实，1977年6月教育部在太原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继续推行“文革”后期确定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方案已经报送中央。但在8月6日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听从了与会科教界人士的建议，当即拍板决定在当年就恢复高考。
消息传到红卫公社，大家奔走相告：“这回要看真本事了！”海闻没想到，后来他不但考上了大学，而且是北大！
从眉县教育局办公室拿到入学通知书时，林双林高兴坏了，顾不上找大门，直接从半截土墙上翻到隔壁院子去，站在舅舅面前大喊：“我考上了！考上北大了！”舅舅被吓了一跳，赶紧叮嘱他，别高兴过头出个啥事。
小学五年级时遭遇“文革”，林双林在眉县农村搬过石头、修过水库，也在村里的小学当过校长。他也想被推荐上学。有一年，推荐上高中的名额被生产队长孩子拿走了。又有一年，推荐上大学的名额给了大队的一个女孩子。
对于“文革”前的老高三张文祥来说，恢复高考的消息已经足足等了十年。1966年，还有半个月要高考，他已经填完了志愿，“文革”来了，停课闹革命，大学梦成了泡影。“等了十年，高考恢复了，我能不参加吗？”张文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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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
1978年2月底，这些学号以“77”打头、北京大学学生学籍档案上写着“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年轻人们，从工厂车间、农村大田、部队军营，聚集到了未名湖畔。
那时候，北大周围都是50年代的破房子和大片的农田、菜地。出行只有校门口的一趟332路公交车。第一次走进大学校园时，陕西农村出身的林双林不禁感叹，“北大怎么有这么多门，北大怎么这么大！”
全年级80个同学中，年纪最大的张文祥和李铁军，入校时已经31岁，张文祥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年纪最小的18岁，刚刚应届高中毕业。系里男生居多，女生只有十来个。机关干部、下乡知青、厂矿工人、现役军人，什么职业都有，大家一起住进37号楼，成了同学。
“刚进校那会儿，我们有点狂。”海闻回忆，进校没多久，就有77级学生贴出大字报，说自己是华主席的第一代大学生。76级学生不乐意了，说他们才是。大家吵了一段时间，也没分出结果。77级始终觉得，“工农兵学员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
那会儿没有课本，都是油印的讲义。英语老师年纪小，“讲台下的学生像她的叔叔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