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印度奇迹”

莫迪改变了印度吗

1962年，29岁的牛津大学毕业生维蒂亚德哈尔·奈保尔（V. S. Naipaul）偕妻子离开伦敦，踏上前往印度的寻根之旅。在那之前，他对这片遥远大陆的印象完全来自童年时代外祖父的只言片语：在千里之外的大洋中存在一个巨大而朦胧的神秘国度，那里有着自洽的、与欧洲文明截然不同的原生宗教，并使它的万千子民永远带上了一种特立独行的烙印。尽管这种杂糅有想象的记忆终结于19世纪末外祖父迁居英属特立尼达的谋生之旅——那个加勒比海岛国也是奈保尔的出生地——却使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始终无法回避“‘我们’与‘他们’（周遭的加勒比海土著及其英国统治者）有何不同”以及“我从何处来”这两大终极追问。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对自身身份认同的困惑在奈保尔身上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归乡”，似乎成为一剂最终解药。

从那时起直至1988年，奈保尔在超过1/4个世纪里数次游历全印度，写出了被合称为“印度三部曲”的三大本长篇游记。在《幽暗国度》（1964）中，关于血缘和精神故乡的浪漫想象已然被巨大的幻灭感所取代，作家看到了一个丑陋、浮夸、挣扎在后殖民时代泥潭中无力自拔的现代印度：陈腐黯淡的旧传统与殖民统治残留的形式主义夹杂在一起，使次大陆的每一个个体都呈现出荒诞可悲的精神状态。《受伤的文明》（1976）则开始咀嚼20世纪印度的政治失败，一度被奈保尔尊敬、崇拜的甘地被证明依旧无法摆脱印度教教义对内在世界的痴迷以及拒绝正视现实世界的盲目，结果遂使对往昔乌托邦的痴迷和自以为是的傲慢被等同起来，最终造成了国大党（INC）的治理赤字：这个自诩缔造了现代印度的政党，竟只能靠宣布紧急状态来维持地位！

到了1990年出版的《百万叛乱的今天》中，奈保尔终于提炼出了一个足够丰富的意象，来概括他对现代印度的观感。远在185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文明人”职员曾经对百万印度士兵（Sepoy）的群起叛乱流露出疑惑：何以这些“蛮人”竟如此冥顽不灵，硬是要拒斥外来者更现代的生活方式，同时拼死追逐他们自己也难以详述内涵的模糊目标？而在1988年的孟买，奈保尔察觉到一场新的“百万叛乱”正在酝酿中：尽管尚不确定应当朝何种方向努力，但属于不同阶层、不同行业的人们已经凭本能意识到，墨守对传统的崇拜、将希望寄托在执政党身上终究无济于事。唯有变化、唯有去打破，才有些许可能突破徘徊往复的怪圈。并且印度社会实现自主转型的关键不在于对某种精神彼岸的偏执，而正应立足于对世俗财富和物质世界的热切盼望。

那时的奈保尔尚不知晓，巨变在一年之后就将汹涌而来：苏联解体使得国大党政府固守的准计划经济模式就此崩塌，印度迎来了市场化转型。历经26年的发展，到2017年，印度GDP规模首度突破2.6万亿美元（据IMF数据），上升至全球第6位，距离昔日的宗主国英国仅有一步之遥。而在2014年全国大选中，国大党以空前惊人的劣势惨败给纳伦德拉·莫迪领导的人民党（BJP）阵营，为甘地主义的治国实验画上了一个复杂的句号。在那之后，面向全球化的“百万叛乱”开始沿着自上而下的路径全面展开：从激进的“废钞令”到建立新税收制度，从进一步放开外资入场到喊出“印度制造”口号，广泛的变化接踵而至，令人目不暇接。

今天的印度已经不必再借助寻根者奈保尔之笔记录其自身，它拥有独特的自主表达和自我展示窗口——宝莱坞（Bollywood）。2018年6月初，一部颇具主旋律色彩的宝莱坞电影《厕所英雄》（Toilet: EkPrem Katha）在中国上映，它展现了一幅充满进步主义色彩的图景：在莫迪政府发起的“清洁印度使命”（Swachh Bharat Abhiyan）运动中，觉醒的青年一代尤其是年轻妇女挺身而出，努力向自己的家庭成员和宗族长辈灌输一种更健康也更有尊严的现代生活方式。但在感动和赞赏之外，它也不禁使人追问：在21世纪的世界里，倘若一个人口超过13亿的大国还在把推广公共厕所当成头等大事，则它相较奈保尔的反思，究竟改变了多少？

在2018年，印度依然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富矛盾色彩和神秘性的存在。牛群与汽车会在首都主干道上并排而行，宗教导师通过Facebook和WhatsApp向信徒发布指示，超过7%的经济增长率同时也伴随着全球最惊人的性犯罪发生率。环境政治学者正在发出比半个世纪前的奈保尔更加严厉的警告，他们认为分配不公、族群矛盾和政府的处置不当迟早会导致一场比2002年古吉拉特邦骚乱更加恐怖的大冲突。经济学家和资本市场则异常看好这个“未来之国”的长期前景，理由是一连串的统计数字——它的青年人口红利、它在信息科技（IT）以及外包服务业已然打下的基础，乃至它位于亚欧之间的地理位置。2014年之后，这幅矛盾图景中又加入了一个同样复杂的人物莫迪，一位兼有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赤贫阶层赈济者和“国际资本之友”三重身份的强人总理。他那些雷厉风行但又不计后果的“休克”式改革措施，似乎也只有在印度才能持续推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