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俏：中国经济有没有可能再创造一个奇迹？

　　中国经济本质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高速增长阶段结束之后，在工业化进程几乎结束之后，如何去提升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

　　我的演讲题目叫《如何理性地讨论中国经济》。取这样一个标题的原因很简单，大家讲中国经济的时候，比较容易二元对立，要么乐观，要么悲观，容易情绪化。我理解造成这种二元对立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最重要的第一性问题是什么，在认知和理解上还有很多偏差。如果我们是在理性地讨论中国经济，我们应该更多关心到底什么是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最大的结构性挑战。很多时候，提出正确的问题其实更重要。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可以用现代增长理论解释

　　“没有什么比正确地回答了错误的问题更危险的！”我引用德鲁克的这句话是想表达，我们需要正确认识我们现在面临的第一性问题。为此，我们需要对过去40多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形成一个判断。过去40多年的时间，我们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这背后的很多原因，主流经济学家做了仔细的梳理研究。我们基本上有一个共识：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其实并不特殊，完全可以按照现代增长理论来解释。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Solow）提出的“索洛模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归因于要素（主要包括资本和劳动力）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这个理论比较合理地解释了我们过去40年做对了什么，同时能对我们未来真正面临的第一性的结构性挑战做出判断。

　　中国过去40多年高速增长一方面可以由要素投入的增长来解释。要素投入方面，我们经常提到“人口红利”，过去四十年，大量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投入到工业化过程中，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在资本方面，我们也有一个重要的制度创新，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通过基建、房地产、土地等投资，形成了大量固定资产；以这些资产为抵押品的银行信贷，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社会信用扩张，加速了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资本化”程度。这为中国经济提供了非常稀缺的资本要素。例如，二十一世纪迄今，中国M2年增速比GDP高6.1%。按道理，我们的通胀应该很高，但事实上并没有发生。主要原因就在于经济的货币化，土地、房地产和基建等吸收了大量的资本，同时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这是中国发展模式里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这一特色也反映在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上。以信贷来驱动的投资迅速改变了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我们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实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实现了中国企业在规模上的崛起。2019年是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年份，《财富》7月份公布的全球销售收入最高的500家企业中，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共有129家企业入榜，数量超过了美国的121家。这背后反映了中国企业在规模上的崛起，这也与我上面提到的社会信用扩张、信贷驱动的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紧密相关。从上市公司来看，我们A股市场前10大市值公司，与美国前十大上市公司相比，结构上有很多差异。A股前10大市值企业基本上都是提供生产要素的，要么提供资金，要么提供能源。唯一一个另外就是茅台，但是茅台本身在中国的商业文化里似乎也可被视为生产要素。

　　回到索洛模型，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因为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增速很快。与美国比较能说明问题。美国1870年-1970年这一百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速是2.1%；中国过去40年的表现非常出色，1980-1989，年增速平均为3.9%；1990-1999年增速为4.7%；2000-2009年平均年增速为4.4%； 当然2010-2018年这段时间，增速出现下滑，大约在2.1%左右。

　　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并非易事

　　中国经济转型能否成功，能否完成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全要素生产率尤为重要。原因在于简单的要素投入拉动增长已经越来越难。现在大家经常提到人口红利几乎快没有了；在资本层面上，有利于大量资本投入经济活动的金融周期上也基本结束。高杠杆和货币供给的高速增长带来了很多后遗症，最为显著的是金融体系风险的汇聚。现在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就是在于，在目前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在高速增长阶段（工业化进程）结束之后，我们如何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