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才能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关于这个问题，首先要问的是中国是否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在当前经济动能转换期，中国是否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又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否会出现进一步失速有高度关联。

中国“失速”

2012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系教授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等人发表论文“When Fast Growing Economies Slow Down: International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减速的案例对中国的启示)，这是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较早一篇文献，该文讨论了二战以后高速发展经济体出现的速度下滑及其背后的原因，也指出了这些国家的经验对中国的启示，认为中国经济减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2017年，耶鲁大学经济学家法布里齐奥·齐利博蒂（Fabrizio Zilibotti）在欧洲经济学会会长演讲中的核心议题，也是中国经济在增长动力转换之际是否面临巨大减速压力。

2017年，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星岳雄，在清华大学CIDEG年会演讲中也曾表示，与美国、日本和韩国比较来看， 总体上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宏观经济学所刻画的模式并无二致，即在远离技术前沿的早期阶段，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经过将近 40年的快速增长，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经济增速已出现明显回调。换言之，中国经济存在收敛现象。

但是他特别指出，中国经济的另一个问题是增长减速得似乎有点早、有点快，也即在人均GDP依然较低，尤其是占美国人均GDP比重还不是那么高的时候就出现明显减速。

在齐迪博蒂看来，很多发展中国家经过一段较快的发展，到达人均收入水平占美国的25%～30%的时候增长速度就开始明显下降，马来西亚、阿根廷、巴西、泰国、秘鲁都是如此，这正是这些国家长期徘徊在相对中等收入而不能上升到高收入水平的原因所在。

而真正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的两个经济体——中国台湾和韩国，它们在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20%以后依然保持了比较高的增长速度。

就此而言，未来中国会按照哪一种趋势发展非常重要。

为什么会“失速”

如果中国经济增速掉得太快，就可能重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覆辙。我们不能肯定地说，中国经济未来一定不能实现高增长。中国经济增速目前徘徊在6%的水平之上，假以时日，这个速度也足以让中国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问题在于，有没有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速未来进一步放缓的因素呢？答案是肯定的。

其一，投资驱动下资本积累的速度很快，但资本配置效率并不高。齐迪博蒂认为，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驱动力是不一样的，对于后发国家来讲，离前沿技术比较远，通过大规模设备投资，对物化的存量技术吸收和模仿，可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在这个阶段，投资驱动就是最重要的驱动力。

据此估算，从1995年到2011年，中国资本存量的年化增长率为25%左右。按照多伦多大学教授朱晓冬等人的估算，在这个阶段资本积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约为47%。

然而，各种研究亦表明，中国在实现快速资本积累的同时，企业的生产率表现却并不太好，这削弱了资本积累本可以带来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程度。

中国企业生产率表现不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中国存在严重的资本误配现象，芝加哥大学哈斯商学院谢长泰教授和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系克勒诺教授（Hsieh & Klenow，2009）的研究发现，如果不剔除价格因素，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41.5%，剔除价格因素也要低14%；民营企业的TFP不剔除价格因素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11%，剔除价格因素则高5%；外商投资企业的TFP不剔除价格因素比行业平均水平低，但是剔除价格因素则高23%。

然而，正如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宋铮等人所指出，国有企业在中国正规金融市场占有更优先的融资地位。换言之，中国大规模的投资很大一块是由效率相对更低的国有企业来执行的，这就拉低了中国经济增长中生产率所做的贡献。

二是，中国企业的生产规模在不断扩大，但是管理效能却很低。同样多的生产要素，因为管理效能低，生产率受到不利影响，只能产生更低的产出。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布鲁姆教授等人（Bloom et al.，2009)专门比较过不同国家企业的管理效能，发现中国企业的管理效能平均比美国要低接近30%。从他们给出的中国企业管理效能分布图上可以看出，有相当多企业的能效分布在低管理效能区间，而几乎没有企业处于高管理效能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