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U：一场社会实验，还是一个邪教？

“问题一：在一个“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因性侵被指控有罪的，整个电影行业都在与暴力和虐待抗争的年代，对于展示一部包含（作者无情地任其发生的）对非专业演员精神上和身体上均施以暴力的场景，以及在酒精影响下人与人真实性行为的影片，主办方是否认为此举存在伦理问题？

问题二：对影展总监来讲，如果这部电影是在所谓的“第一世界国家”（诸如德国、法国、英国、美国）制作，或者由来自上述国家的演员参演的，那它是否仍然可以被展示？

问题三：影展总监将影片选入主竞赛单元，是否意味着柏林影展支持和鼓励以“艺术”之名对演员施加虐待？在您眼中，一种无法在相互尊重、摈弃侮辱的环境中实施的导演手法最终实现了何种艺术目的？”

——一封俄罗斯记者致柏林影展总监 Carlo Chatrian 和 Mariette Rissenbeek的集体公开信

联合署名

塔蒂亚娜·肖罗霍娃（Tatiana Shorokhova）

玛丽娜·拉特谢娃（Marina Latysheva）

克森尼亚·罗伊托娃（Ksenia Reutova）

塔玛拉·霍多娃（Tamara Khodova）

德米特里·巴琴科夫（Dmitry Barchenkov）

俄罗斯导演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Ilya Khrzhanovsky）在柏林电影节

“39200次试镜，40000套服装，12000平米布景，400名主要角色，10000名群演，700小时胶片素材，8000小时对话……”即便我们绝不是第一次看到有影片用成串的数字试图说明些什么，也会为这些高数位的数字感到惊奇——莫非拍摄电影已经成为一种指标性的体育运动？又或者已经演变为互联网式的数据狂欢？

2006年，DAU亮相于戛纳的“电影基石工作坊”（les Ateliers de Cinéfondation）时，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还只是个稚气未脱的31岁的年轻人，而DAU也只是个物理学家列夫·朗道（Lev Landau）的传记片项目；真正启动于2009年（至今仍在进行）——“约400人抛开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官方宣传语）搬到乌克兰哈尔科夫。这里曾是苏联时期的乌克兰首都，一个围绕着核工业废墟的巨大墓地，饥荒、清洗和战争留下的数万具尸体在地下静静腐化；朗道在1932-1937年曾在这里的“乌克兰理工学院”担任理论部主任，直至1938年由于散发反对斯大林的传单被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逮捕。

赫尔扎诺夫斯基最初的概念是想最大程度上还原故事的时代背景，包括演员的衣着、面貌、行为举止，以便使用沉浸式的拍摄方式；项目参与者通过严格的面试，签订了严苛的协议后来到哈尔科夫，他们被分配扮演不同的角色，而这些角色通常设定在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苏联；DAU宣称这些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除了要遵守赫尔扎诺夫斯基的规则——处于各个角落的微型摄像头和一支活跃在这里的摄影队伍，记录下人们的生活。最初的剧本很快被抛弃，一个更野心勃勃的计划浮上水面……直到今天，44岁的赫尔扎诺夫斯已经成为哈尔科夫学院（Institue Kharkov）的绝对领袖，他不停地在白金汉宫对面的Phenomen Trust办公室、乌克兰的DAU基地，各个大型电影节选片人，艺术策划人的会谈中奔走。

毫无疑问，DAU自诞生以来就是明星项目，前期有荷兰、法国、瑞典、德国的电影基金的注入，后期则有俄罗斯传媒大亨Sergueï Adoniev的支持；从罪犯、极端分子和性工作者到知名艺术家、音乐家和科学家，它拥有广泛的容纳度和惊人产出率；连同海量影像同时产出的，是同样巨大的争议——DAU在柏林影展引发的喧闹绝不是偶然，这些影片早在一年前就伴随着一个更野心勃勃的艺术实践在巴黎展出，而一些危险的伏笔也悄然埋下。

DAU官方剧照

量贩式苦难

2019年初春，巴黎市中心有这样一种对立被打破，城市剧院（Théatre de la ville）和夏特雷剧院（Théatre du Châtelet）将同时上演同一部戏——几乎从未有任何一个艺术项目享有如此明星式的待遇。DAU几乎完整地占据了两个剧场，不仅仅是舞台，还包括前厅、楼道、走廊、地下仓库、化妆室甚至多年失修的废弃空间。蓬皮杜中心（Le Centre Pompidou）则在五百米外遥遥呼应，一个精心搭建的57平米的苏联式公寓沿着友好的U型游览引导线分布，那里摆满了DAU布景总监Denis Shibanov从俄罗斯旧货市场淘来的各种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