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现代化的开创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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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现代化的开创性贡献

近日，长江日报“求知”版刊发的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欧阳康专访《中国道路终结“历史终结论”》，在理论界引起了讨论。许多学者向本报来电或者来信，从经济、历史、哲学等不同学科角度发表专业意见，使这一理论话题得到丰富和延展。近期，我们将组织这些讨论，以理论文章的形式在“求知”版陆续刊发。

“历史终结论”是西方中心主义产物

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所谓“历史终结论”，本质上是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置于绝对理性之中，并以西方中心主义作为其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旗帜。然而，这一观点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历史实践上都有着无法弥补的致命缺陷。

欧阳康先生在访谈中提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从本质上来讲，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发展特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从历史上来看，实际上就是对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难题的解答过程，这一过程既是对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的路径探索，也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如何与各国国情相结合的实践问题。从我国的现实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体现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中。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也在不断的演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全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不断就怎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课题展开探索，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开放性在新时代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当代中国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了涵盖发展方向、发展道路、发展动力、发展方式、发展条件、发展战略等一套比较系统的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理论。

至于现代化的问题，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脉络中，现代化从来都不是单一的，从价值取向上看，现代化这一概念本身就蕴含着民族性、世界性、多元性。首先，现代化意指各个国家、民族从近代向现代转型的路径选择，而这种选择毋庸置疑必然是对各自文化形态、社会发展体制和治理模式的调整和解构，是多样化、多形态的选择，绝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千篇一律的。其次，即便是在全球化和一体化日趋深入的现时代，现代化依然受制于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整体格局。因此客观上需要建立一些适用于不同文化、不同政治体制、不同国情的基本准则。现代化应该是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是多元与共识的和解。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实际上就是片面地从西方理性主义的角度来理解现代化问题。这必然导致对多元文化的忽视，对多元信仰、不同价值的权利剥离。这种理论定位势必导致“西方中心主义”的盛行。

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所谓“历史终结论”，本质上是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置于绝对理性之中，并以西方中心主义作为其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旗帜。然而，这一观点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历史实践上都有着无法弥补的致命缺陷。福山将稳定有效的民主体制视作历史的偶然，在提出“历史终结论”时，忽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渐进性，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认定为决定性的胜利。而国际政治的发展现实证明了其结论存在着严重的偏差。尤其是最近二十年来，西方民主制度面临着大量的政治、经济上的危机，进一步导致学界和实践界对所谓“西方中心论”的广泛质疑和反思。与此同时，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为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发出由衷赞叹，也有一些人开始关注、探寻“中国奇迹”背后政治制度的原因。

事实上，民主政治在适合工业化、现代化社会的进程中往往需要根据自身的发展阶段和具体国情，多元化地借鉴各种适合自身发展的治理经验。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形成了既体现民主政治基本价值和普遍原则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这一过程丰富了人类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是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制度创新。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

中国道路，改革创新激发最大潜力

□ 董慧 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