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肾移植 幸运背后的奇迹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报道 之四 见证
两次肾移植 幸运背后的奇迹
北京友谊医院泌尿外科主任田野为杨运胜（右）庆祝肾移植术后40周年摄影/北京友谊医院宣传中心 石玉帆
▲杨运胜首次肾移植手术时的手术方案
花白胡子，精神矍铄，说快板、自驾游、爱摄影……当68岁的杨运胜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很少有人能联想到肾移植、癌症患者等词。但在“移植圈”里，老杨可是“名人”——他是我国肾移植手术至今最长的存活者，从1977年冬天的第一次移植、到2002年第二次移植手术、再到今天，老杨亲历并见证了改革开放前后我国肾移植手术的快速进步：当年手绘手术方案，如今已步入电子病历时代；当年围手术期（指术前术中及术后恢复期）的死亡率是60%，如今存活率超98%；当年一批批医学生奔赴国外艰苦求学，如今已成长为专家站在国际讲台发出肾移植领域的中国声音……
故事
41年前“豁出去”的尝试
10月13日，老杨像往常一样来到友谊医院泌尿外科复查，医生看了化验单后说：“指标一切正常，挺好的。”老杨摸摸白胡子，笑了，拿着开好的药回家了。此时距离老杨第一次做肾移植手术，已经过去了41年。
1977年10月19日早上8点，还是小伙儿的杨运胜躺在北京友谊医院手术台上，紧张地等待手术的开始。站在手术台旁边的是时任北京友谊医院泌尿外科主任于惠元教授，他曾在1972年与广州中山医院梅骅教授一道，成功实施了我国第一台活体供肾肾移植手术。虽然有过成功的经验在前，但面对当时10个人就有6个过不了手术这一关的残酷现实，于惠元教授捏了一把汗。
在手术之前，杨运胜患尿毒症已经7年，偶然的一次机会，他听说了“肾移植”这个新名词，就到很多医院打听。有的医院告诉他成功率只有50%，但他们做不了，有的医生甚至反过来问他“什么是肾移植”？一位医生朋友告诉他，友谊医院正在做肾移植探索，可以去试试。
友谊医院泌尿外科主任于惠元教授接诊了老杨，化验后，于惠元问老杨：“做移植，家里同意吗？”要知道，当时去做器官移植的，没有像老杨这样自己“走”进医院的，都是被担架抬着进医院、如果不做肾移植就可能救不活的患者。7年病痛的折磨让老杨无法正常生活和工作，每天到处求医问药，看着同龄人上班下班，老杨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想了，做吧，成功就成功了，不成功，那就……”
早上8点手术开始，老杨醒过来的时候是下午6点。病床周围站着家人、医生和护士，大家脸上都是笑容，老杨说：“一看大家笑了，我就知道，手术成功了。”
这在当时是具有探索性的一次尝试，随后的10个月，老杨就在医院住着，医护人员每天观察记录老杨的身体变化，及时为他换药。让老杨最难忘和感动的是，友谊医院研究免疫学的侯宗昌教授就住在老杨病房的楼下，有时候半夜哪儿不舒服了，护士一个电话，侯宗昌教授就立马上楼来。
手术以后的抗排异期间也经历过风险。用现任友谊医院泌尿外科主任田野的话说，“老杨是从死人堆儿里爬出来的。”当时的抗排异药挺缺的，效果也不如现在的药物好。手术后老杨发生过强烈的排斥反应，用了大量药物才控制住。然而，跟老杨同一病房的患者们，有的没有扛过术后住院期，有的回家不久还是离世了。幸运的老杨在术后10个月的时候，也就是1978年的8月份，“获批”出院回家了。
16年前二次移植“不紧张”
在家休息了不到一年，老杨就上班了，过了两年老杨结婚了，1983年有了孩子，生活完全恢复了正常。术后5年、10年、15年……他的健康给了肾移植领域极大的信心。在这期间，改革开放让更多的医生了解到了国际领先的医学技术，更推动了一批批医生走出国门学习深造。田野就是其中之一。
1995年，在友谊医院工作的田野申请到了公派自费出国学习的机会，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事情。在美国学习期间，面对先进的医疗技术、手术设备、术后患者管理，田野感受到了“震撼”，像海绵吸水一样拼命学习相关知识，并在回国后研究应用。也正是他们这样一批批在“开放”政策推动下走出去的医生，回国后在国内前辈探索的基础上，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医学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