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找到感动，能等到奇迹

《宝岛一村》从台湾到大陆的十年，制作运营上可谓“奇迹”。2008年大陆戏剧市场并未成熟，这部戏没有大陆观众熟悉的明星，60多人的庞大剧组，高昂的演出成本，彼时大陆演出商惧怕赔钱，无人敢接。央华戏剧首席制作人王可然也不曾想到，高雄那一晚的感动之后会和这部戏的命运绑定十年，从900座赠送700张票开始，到如今的开票即售罄，王可然觉得《宝岛一村》在大陆能走到叫好又叫座，除戏本身优秀之外“因为我们不把卖票当做主要需求。”

抉择

《宝岛一村》找回戏剧应有的力量

2008年下半年在完成了制作的第一部戏剧作品《陪我看电视》之后，王可然感觉到身心疲惫，这部由赖声川导演，云集了张家辉、张信哲、张静初、程前、林依轮、史可、方方等众多明星，即使到现在看来演出阵容依旧很强大的戏剧作品，在十年前的北京，5场演出平均每场仅20万票房。在当时戏剧生态如此惨淡的情况下，王可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带着这部作品在全国巡演了10座城市，最终他深深地觉得“在当时社会的戏剧环境里，戏剧不但没有市场性，而且会被我们目标中认为会走进剧场的人群所拒绝。”

王可然清楚地记得在深圳演出时，他邀请当地一位身份颇体面的朋友来看戏，当时的想法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进入剧场，可电话另一头朋友清楚传来令他至今都难忘的反应“看那玩意多无聊，咱们不如去海边喝个下午茶吧。”现在回想起来王可然觉得“那时这些人都是在当时中国算作最体面，最有地位的人群，即使将话剧票送到手里让他们进剧场都很难，当时最强烈的感觉就是我做完这部话剧就够了，简直太累了。”

在将《宝岛一村》带到大陆之前，也是王可然对于未来之路选择很关键的阶段，《陪我看电视》之后不想再继续做戏剧的他，正面临着是去做电影还是电视剧的抉择，恰巧这时他接触到一个“两岸交流访问团”的机会。因为先前有了《陪我看电视》的合作经历，王可然到达台湾后的第三天就接到赖声川的夫人丁乃竺的电话：“可然，我们有个新戏《宝岛一村》正在高雄上演，你要不要来看看？”

对于之前即使在北京最好的剧场看最好的戏剧也会沉沉睡去的王可然来说，高雄那一晚，他从第一分钟到最后一分钟，欢笑伴随着泪水交替而递，感受到的是如此广大的情感在这一群人身上的强烈表达，他觉得“虽然当时对于眷村毫无所知，但这部作品带给我的直接触觉不是眷村，是整个中国倒退几十年前的所有苦难在这群人身上的挣扎，最终他们又充满着面向未来的温暖和希望”。《宝岛一村》里所展现的苦难以及对于苦难的态度就是整个民族最广泛的情感，而它又通过舞台的能量把这种情感生动地传达给了观众，他认为“这才是戏剧最应该有的力量”。这也是十年前《宝岛一村》征服王可然的原因。

开拓

成本极高，引进大陆初期票房惨淡

看完《宝岛一村》后，王可然向监制丁乃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这么好的作品为什么不拿到大陆去做？”其实王可然并不知道，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剧组已经通过各方关系联系过很多有能力的国有大院团及表演机构来运作此事，但最终均以失败而告终。

十年前《宝岛一村》里面没有一位大陆观众熟悉的知名演员，全剧组成员多达近60人，住宿、机票、餐补等等日常一系列的开销算在一起，王可然感叹“按照当年制作《陪我看电视》时中国整个剧场生态的状况，谁也不愿意冒着倾家荡产的风险接这样一部大制作。”但在《宝岛一村》这部作品里，他第一次看到了赖声川通过其独有的创作手段让戏剧进入更大的人性和人生环境，给更多的人以体会由此爱上剧场，王可然决定将《宝岛一村》带到大陆。

可如事先预想，王可然发现带着《宝岛一村》开拓大陆市场太难了。北京央华制作中心副总监李雄也是全程见证这部戏从台湾来到大陆并与其一起成长的人之一。2009年当李雄第一次拿到《宝岛一村》的剧本在大陆开始申请审批时发现，有关“眷村”这样题材的作品在大陆还是第一次出现，加之主创和技术团队全部是来自台湾的班底，据李雄回忆“关于剧本问题我们与主管部门反复解释和沟通，之后还要与导演进行沟通，让他慢慢去理解大陆对于剧本里同等问题在理解上的差异，尽可能用最安全的方式让《宝岛一村》能够顺利进行演出。”2010年1月5日广州，《宝岛一村》大陆首演。

《宝岛一村》大陆前两年的巡演城市都是王可然自己一个一个亲自谈下来，当时的成功率是——十个城市里也就只有一个城市愿意接这部戏，但接过的当地演出商都紧接着发现票房非常惨淡，王可然坦言“严格地讲这是部成本极高的作品，在前五年没有一个城市的演出是盈利的，全是大赔。”《宝岛一村》到大陆的第二年很多城市因市场压力纷纷退出，随之中间所空出的很多站演出场次成本都必须由央华自己去承担，到了第三年，王可然决定与表坊协商用固定的价格将《宝岛一村》买下，大陆的所有演出由央华自己来做。

坚守

亏损七年，最大的成就感是培养观众进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