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来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实现飞跃发展

这是创造“中国奇迹”的重要力量——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蛟龙深潜，从和谐号、复兴号动车组到中国天眼、国产航母、北斗导航……这背后，离不开他们的潜心科研和奋斗攻关。

这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支撑——从教书育人的园丁到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从深入田野的农技人员到传播正能量的宣传工作者……他们一直在努力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服务。

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来自各行各业，但有共同的身份：专业技术人才。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完善专业技术人才管理政策和制度，大力促进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发展。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理、工、农、医各类人才加起来共几十万人，到目前全国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达7328万人，两院院士1600多人，专业技术人才已经成为我国人才队伍中的骨干力量，为推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提供了重要智力支撑，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了强大力量。

改革创新人才评价

专业技术人才获得感越来越多

中关村，北京最有名的“村”。

2013年9月30日上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走出中南海，把“课堂”搬到了中关村，在这里进行了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题的第九次集体学习。总结中关村的发展经验，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这里有着良好的人才发展机制。

2011年，北京市深化中关村人才评价机制改革，在中关村探索实施高端领军人才职称评审“直通车”模式，只要符合规定的业绩条件，就可直接申报正高级工程师或研究员的职称评审。通过直通车评价，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青年科学家邵峰一步到位取得研究员职称，还在2015年成为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

体制机制顺，则人才聚、事业兴。

人才评价为人才的选拔、培养、使用、激励等提供依据，具有“指挥棒”作用，在人才发展机制中十分关键。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人才评价机制顺应时代要求，不断改革创新。

作为专业技术人才评价机制重要组成部分，职称制度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大体经历了技术职务任命制、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制、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三个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基本沿用了原有的聘任制度。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把专业技术人员归为国家干部序列，职务实行任命制，同时实行“学衔”制度，对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根据其学术水平、工作能力和工作成就，授予学术职务称号。这一时期的学衔作为确定工资、政治与生活待遇的依据，提高了科技人员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地位。

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家工资基本处于冻结状态，技术职务任命制度与“学衔”制度基本停顿，“文革”期间职称工作被迫停止。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开幕，神州大地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前，邓小平同志就指出，要恢复科研人员的职称，“大专院校也应该恢复教授、讲师、助教等职称”。1977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应当恢复技术职称，建立考核制度，实行技术岗位责任制。

作为落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一项重要措施，中科院、教育部、卫生部率先恢复了技术职称。接着，国务院科技干部局提出了在工程技术人员中建立技术职称。1979年开始恢复科技干部技术职称和专业干部业务职称的评定工作，共设置了22个职称系列。

由于当时职称是一种称号，一般有大中专学历的人都可以评，且没有严格的数量控制，一些地方出现“教授不教书、工程师无工程”的现象。1986年，国务院决定改革职称评定，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让职称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设置，有明确职责、任职条件和任期。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将改革开放推向新的高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人才评价机制提出新要求。1993年11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制订各种职业的资格标准和录用标准，实行学历文凭和职业资格两种证书制度。1994年，原劳动部、人事部颁布了《职业资格证书规定》，在继续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同时，参照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逐步推行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对事关公共利益的专业技术工作实行准入资格控制制度，通过资格考试或认定等方式对专业技术人员具备某种职业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进行评价。